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1998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子。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子里没有打晃。在南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砣，也多亏母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到海外追访郑和下西洋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线的亚非国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近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沸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而显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正观者爆满。 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走进厨房发现只有一把青菜，就帮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面，老人端着碗仍吃不下，他睁着昏花的双眼望着我说：人们夸倒下的是个英雄，对我这个父亲来讲，死去的是一个儿子啊! 我永远记住了那句话，正如我难忘阳台上亲人注视我远去的背影一样。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长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样被人们称为所谓的行者，他拿出一个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说就不用写了吧，有件事你记住就行在路上常给母亲打个平安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