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考语文：时文阅读素材选辑（三）
五、许纪霖：追寻大时代的理想主义
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
六、中国文化的普世性
时代周报：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机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的创新。
七、所谓的民国范儿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特别关注人道主义？
许纪霖：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里，这两位实际是标志性人物，所以称为南王北李。他们两个都是启蒙的领袖，但是他们对启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觉得中国不仅需要坚守启蒙还要反思启蒙，而这种反思启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识到启蒙当中的负面，它的阴暗性，然后来发展启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启蒙当中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义理与考据并重，更强调知识、学理的意义。而李慎之更像王阳明，注重要道德实践，要说真话。我称之为道相同路相异。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触更多一点，李先生毕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会去看他，我同样对他有很高的尊重。两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范儿，你怎么看？
许纪霖：民国范儿，当然我说是一段神话，但那段神话有真实的成分，并非完全虚构。但是，现在民国范儿之所以被传奇化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怀旧也是一种批判，一种是对未来的展望，乌托邦是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说绝无来由，无中生有，的确也有所本。民国也有很多黑暗，但是我也怀念民国曾经有的光明。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拍的八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史诗般地把民国最优秀的那代知识分子展现出来。有些人注重的是他们的一些外在的贵族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内在的精神，这种东西今天已经缺失了。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浮躁、激进、充满着戾气。这个世俗社会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平庸、功利、小家子气，但是缺少的是那种民国范儿，就是那种雍容大度、心平气和、追求进步又很温和，身上有贵族气，对民众有同情心、不亢不卑，那的确是一种范儿。现在还看得到这种人物吗？很少了。
苏珊桑塔格：来自土星的你，本雅明｜经典
1940年9月26日晚上，纳粹占领巴黎十多天后，作为一个犹太人，为躲避迫害，本雅明从法国逃亡西班牙的途中，逝世于比利牛斯山脚下的边境小镇包港。有种说法称本雅明死于服食吗啡过量引发的脑溢血，更多的说法为，这是绝境之中的被迫自杀。此后不久，汉娜阿伦特曾去包港寻找本雅明逝世的线索，苏珊桑塔格也撰文纪念这位她眼中代表正义的本雅明。
本雅明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除非我们读懂了他的主要作品：1928年出版的论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及其从未能完成的《巴黎：19世纪之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忧郁理论？否则，便无法充分理解它们。
本雅明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在这些对象，如17世纪巴洛克戏剧，这些戏剧将土星式的淡漠忧郁的不同层面戏剧化，和对其作品写出了极其精彩评论的作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身上看到的正是他的性情。他甚至于在歌德身上也发现了土星性格特征。因为，尽管他在那篇讨论歌德《亲和力》的出色的辩论文中，反对通过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阐释作品，但他还是在对文本所作的最深刻的思索中有选择性地运用了作家的生平，即那些揭示出忧郁症和孤独症患者的信息。因此，他描写了普鲁斯特的将世界拖进其漩涡中心的孤独；他解释了卡夫卡，正如克利一样，为何在根本上是孤独的；他引证罗伯特瓦尔泽对生活中的成功所怀有的恐惧。我们不能借助于生活来阐释作品，但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自身。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本雅明总是在干活，总是努力干更多的活，他对作家的日常生存状态作过大量的思考。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
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本雅明对婚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他的研究对象--克尔恺郭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克劳斯--都从未结婚。据舒勒姆说，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