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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古老的洗礼
---读《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古代法律制度有感
读完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仅对古代的整个法律体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还了解到其产生的根源和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先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
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
感受完这一次古老的洗礼，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后承载了许多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只有我们更多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
中国教育需人文关怀
读《中国教育缺什么》有感
这几天看了朱永新老师的《中国教育缺什么》一文，启发很深。朱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缺服务意识，缺人文关怀，缺个性特色，缺理想追求。所有的这些缺，我都承认，也都有一定感悟。这里，我特别要说一说缺人文关怀。
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是让孩子成人，是让孩子的身体，心理和行为模式都健康地成长。而后才能顺利融入社会。最重要的教育任务是什么？当然就是养成教育，是人生行为教育！绝对不是让孩子学会认几个字，读几本书那么简单。会读书不如会做事,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会做人不如会感恩，会感恩的人才是最快乐，最有价值的人。如果连做人做事都不会，就没有必要读书，读了也是白读！
可我们的家长常用好好读书，别的事情不用操心！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的老师也常给学生这样说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一定会后悔的！。读书，这怎么就如此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教育孩子的第一要务呢？
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每天都在忙碌些啥？他们生活得怎样？一个字苦！。救救孩子吧！！
教育部门觉察到了，也早开始行动了。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变，足以说明一切。可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同样搞得扎扎实实。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孩子仍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遨游，丝毫没有乐趣！可教育部门似乎喜欢装聋作哑闻而不问、视而不见。
教育必须和社会接轨，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是最近校园里又提出了温馨教室、和谐校园建设。温馨和谐，是最能体现人文关怀的字眼，看上去就让人感到阵阵暖意。
温馨和谐最终强调的是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她既体现在整洁舒心的硬件环镜中，也体现在诚信协调的软件人际中；既体现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也体现在学校组织地所有活动中。她旨在促进教育生态的均衡发展和师生的共同成长。可因为有了前面素质教育出效缓慢的前车之鉴：无论学校、还是家庭，有哪一家不在给孩子加班加点？有多少孩子能真正享受到双休日的快乐？究其原因就是那该死的考试指挥棒。尽管考试制度在改革，可至少从目前情况看，学习成绩仍然是第一位的。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而优良率、及格率哪一个不是主要由学生的各课文化成绩决定的？如今真为温馨教室、和谐校园工程担心。担心面上温馨了（硬件角度），暗底里却涛声依旧（软件角度）。
人的德性的养成，不同于知性，至少有三个基本规律：人要活动；人要读书；人要培养才艺。朱永新老师讲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对学生进行行为教育应始终贯穿其中。然而行为教育长期以来被我们的传统教育体系所忽略。但是由于行为教育在人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方国家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都非常重视：有专门的行为教育学教授和专家，也有专门的行为教育研究和培训。国内目前的成人教育中，有很多收费极为昂贵的培训课程如《成功学》等，往往一两天的培训费就达数千元，其本质上就是行为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体系，并不提供系统的行为教育，即使教育大纲里有所谓的思想品德课，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的，不被重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才会有卖肉的北大才子，做乞丐的南京博士，自杀的武汉博士和杀人的马家爵们！
考试制度要改革，可现在上海的中考制度给人以一种错觉，学好语数英理化，稍重视一下体育，完全OK了。思想政治等其他无所谓！一切都是走过场而已。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改革的步子该快点了，要全面铺开学业考，最好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高中）。唯有这样，才能重视行为教育，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研究经济转型过程的四个特点是政府的重要作用，非政府部门的主动性及其与政府政策的相互作用，文化及体制的影响，以及把体制变化作为独特的历史事件。
根据四个特点，应当注意中国经济转型的下列特点。第一，改革过程是中央政府为使中国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与中国人民和下级政府单位为了自身利益而改进经济体制的愿望的结合。
第二，就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言，改革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和实验性的过程，是在以前步骤和当前形式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的。
第三，体制和文化因素影响改革的性质和速度。这些因素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中的官撩主义体制，以前经济计划体制下的做法（包括给给予消费者和国有企业的各种权益），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体制和法律体制改革的性质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法律体制必须建立在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上。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改革速度受到在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做法，以及官僚主义体制的影响。官僚主义体制影响私人和外商投资企业形成和增长的速度。由于官僚们限制这些企业的自由进入和运行，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称为官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权利影响价格改革的速度，城市工人拥有私人住房的改革的速度，以及减少人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第四，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的战略由若干因素组成，他们与20年前的台湾经济型类似。这些因素包括促进市场的力量，和在初始阶段农业部门、鼓励出口、强调价格稳定以及逐步解除对外汇的管制。
在始于1978年的20年改革期间，经济增长达到年平均9.6的惊人速度。改革取得成功的五个原因是：（1）经济改革官员的实用主义方法，他们按照小平的建议，实事求是，运用实验方法;(2)党和政府官员以及人民的支持；（3）政治稳定（4）中国大量高品质的人力资本以及华侨、外国朋友和投资者对改革过程成功的贡献。（5）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领导能力。
在此总结中，笔者希望扩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分析方法。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经济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研究这一课题，现有的理论框架及其分析方法必须加以扩展。就理论框架言，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作用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历史一体制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把转型过程的重要方面视为孤立的事件，这些都应加以考虑。就分析和预测的方法而言，需要更多的教学模型和统计数据。数据和变量可能并非全部都是定量的，模型可能并非局限于数学的，然而两者均势是重要的概念。有些现象不可能作出预测，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或没有个人所作的预测。不论是定量或定性的数据都应当加以收集，它们对预测都是有用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探索的学科可能发生变化，它可能由于应用现有的经济工具来研究社会问题而发展变化，而这些社会问题传统上是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它也可能由于扩大探索方法和把非经济因素加以考虑而发展变化和有所改进。正如成本效益计算可以解释多种社会现象，非经济因素确实影响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决策。提倡运用经济学中的数学和定量方法，尽力将其应用于新领域也很不错。放弃其他获得知识的方法，将经济学仅局限于运用定量方法是反生产力的。除了提出总体的分析方法和独特事件的预测之外，笔者也根据中国改革过程的经验提出了六条实质性的经济命题。读者可能会对其中的若干命题提出挑战，应当将这些命题作为进一步调查研究的有效假设。
上述评价中没有拒绝运用现有的经济工具研究具有特殊理论和方法论特点的经济转型过程。在扩展探索方法和应用现有工具时，有可能产生研究生机勃勃转型过程的新工具。中国的重要案例可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系列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