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锐
范锐1914年从欧洲回来,决心首先发展经验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九大精盐公司.
1914年冬天，31岁的湖南青年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坨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南方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世家渊源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1914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
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为了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销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范旭东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旧盐商抗衡
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于1913年开始招股集资筹备，1914年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在天津塘沽正式建厂，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制成精盐。创办之初，集资共5万银元，10年后股本扩大到250万银元。
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旭东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也为以后创办永利碱厂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旧盐商集合朝野势力，经年累月与久大纠缠，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联合运销同业组成“准南公所”，与久大争夺市场。范旭东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白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
久大公司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僚、军阀的注目。当时，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以筹军饷为名，行绑票勒索之实，要范旭东捐军饷20万元。遭严词拒绝后，李景林下令扣留范旭东，并派人到久大以范旭东的性命难保相要挟。后经范源濂找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旭东筹款8万元送去，他才脱险归来。
范锐在1926年给碳酸钠起的商品名是纯碱,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到英国的嘲笑,他决意雪耻制碱.
纯碱，是范旭东1926年给碳酸钠起的商品名。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范旭东决意雪耻制碱，一群跟他意气相投的青年科学家围拢在他的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这是一群真正为中国而付出了一切的年轻人，有一年，陈调甫的爱妻潘瑛如去世，当时正值永利财务最紧张的时刻，痛不欲生的陈调甫在讣告中写明：“拒收挽联、挽幛等物，如送奠仪，只收现金。”葬礼之后，陈调甫将所受礼金全部交给了范旭东。
1917年，范旭东与陈调甫、王小徐合作，在小试成功的基础上，在他天津寓所的庭院内建起1座3米高的石灰窑和1套氨碱法制碱装置，进行模型试验。经3个多月日以继夜的艰苦努力，他们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得了9公斤产品。范旭东乃向久大公司董事会建议筹建碱厂。获得通过后，即着手筹集资金，收罗人才，设计图纸和筹措设备，申办工业用盐免税，选购厂址等等筹建工作，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永利制碱公司。
范锐经过1年多的制碱研发工作，终于生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
对于制碱技术，范旭东曾与拥有专利权的外商谈判购买。对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在合同上规定生产关键工序由他们直接派人操作，不带学徒，不传授技术；在我国销售产品，得由他们规定市场，不得在规定之外的地区销售……范旭东断然拒绝了这些条件，决心从国外购买设备，自己组织设计。
当时，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公司相互间也严格保密，各藏“绝招”，重要机器设备均各厂自制，都不出售成套设备。购买设备只能东拼西凑，设计难度很大。陈调甫在美国进修期间，范旭东便委托他和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在美国聘请技术人员搞设计、选购和订购设备，还聘用旅美化工留学生利用假期参与设计制图和验收设备。1919年底，总算搞出了一套七拼八凑的设计图纸，由陈调甫携带回国。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8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试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1920年，永利制碱公司筹得银洋40万元，获北洋政府大总统特批，农商部颁布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并在塘沽盐场附近选好了厂址。9月，碱厂破土动工。施工安装过程中，暴露出工艺与设备存在的许多问题，设计不得不一再修改，工程不得不不断返工。经陈调甫推荐，范旭东特邀请了侯德榜于1922年来厂全面领导技术工作。1923年开始试车，又不断修补调整，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才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生产出来的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失去了耐心，惟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卜内门公司乘机要求与范旭东会谈，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理由，予以回绝。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锐以永利公司“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由，谢绝了卜内门公司“合作”建议
1925年春，在侯德榜等同仁努力下，找出了产品质量问题的病根，不断改进措施，逐步见到成效，产品颜色开始转白。但4台船式煅烧炉这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解决技术问题，必须花大量资金。盐税“暂免一年”也即将到期。股东们意见分歧更为强烈。针对永利碱厂所处困境，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尼可逊（Nichols0n）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在大连会谈中，他反复炫耀卜内门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剖析永利碱厂的困境，提出愿投入资金和技术与永利碱厂合作。
范旭东早在赴大连前已料到对方想乘人之危，接管永利碱厂，控制中国碱业的企图，为此他提出，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所许优惠政策，对永利碱厂有害无益，谢绝了“合作”建议。
回厂后，范旭东召开董事会，剖析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先进性与难度，列举日本等国也多年摸索未能搞成，而永利碱厂已陆续解决了工艺技术、设备等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功亏一篑；还介绍了外国垄断资本一再企图扼杀永利碱厂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要求董事们高屋建瓴，为维护永利碱厂和民族工业的前途坚持奋斗；碱厂一定能够成功。他还历数侯德榜多年如一日，以厂为家，查问题，想办法，带领员工已做出的业绩，提出：“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范旭东这个分析精辟、气魄雄伟的报告，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
1925年6月，在“五卅惨案”激起的全民爱国反帝高潮中，永利碱厂通过上海英文《大陆报》发表题为《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的文章，披露工业用盐收税案的经过，揭露丁恩侵犯主权、摧残我国工业的情况，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丁恩等人慑于舆论，才将工业用盐免税再延期5年。这期间，碱厂的技术问题在侯德榜领导下，继续得到解决，并重新订购了先进的回转型外热式煅烧炉，取代了原有的那种国外早已淘汰的船式煅烧炉。
1926年6月，完成了重新开车的各项工作。其间，范旭东在总揽全局的百忙中，仍始终坚持经常到现场检查施工安装情况，参与研究处理各种问题，输送碱液的管道，原来用钢管，不耐腐蚀，经常损坏，长期靠修修补补，影响生产越来越严重。他发现后，下决心拆除了这个系统价值10余万元的钢管，换用耐腐蚀的铸铁管，解决了问题。事后，他还请工人用几段拆下的废钢管做成一张桌子放在办公室内，作为自己长期不认识腐蚀问题严重性的警戒。6月29日，碱厂重新开车，一切正常，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纯净洁白的产品。在全厂欢庆声中，范旭东提出:建议将这种产品取名为“纯碱”，以区别于“洋碱”。从此，永利纯碱开始畅销各地，纯碱之名传遍全国。
永利纯碱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开始蜚声海外
1926年8月，永利纯碱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开始蜚声海外。这时，卜内门公司又挟其雄厚资本与其所掌握的市场，采取降价倾销的手段，在永利销售纯碱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大幅度降价，甚至赊销出售，企图将永利纯碱从市场上挤出去；而在天津则不予降价，以诱使永利将大部分产品在本地销售，让他们的产品继续占领我国广大市场。范旭东研究分析了市场动态之后，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指示公司的营业机构，当卜内门将碱价降低时，我们便以更大的幅度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并延长赊销兑款期限；本厂的产品除了在天津销售外，继续在其他地方销售。
开始，有些股东不以为然。范旭东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如果我们把销售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头来，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的地位，结果很可能彻底失败。”
果然，永利纯碱在各地大幅度降价出售不到一个月，卜内门公司即派人来要求同永利协商调整纯碱销售价格。同时，该公司还通过永利碱厂的干部，推荐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作为坐探，收集永利的业务情报。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碱厂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良心发现，将其充当间谍的事实坦白出来。范旭东获悉之后，立即找他谈话，表扬他的坦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旭东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再经他送交。
这一反间谍绝招，使永利碱厂在与卜内门争夺纯碱市场中居于有利地位，使卜内门挤垮永利的企图终成泡影。后来，卜内门终于同意了范旭东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的协议，即永利纯碱销售额应占我国市场销售总额的51%，再次维护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权益。
永利碱厂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最高水准
为了亲自到永利碱厂了解情况，寻求新的花招，卜内门公司总经理通过其驻上海经理约请范旭东在天津会见。范旭东则同意只在上海与他相见，并在他由沪启程来津当晚，乘火车南下。还吩咐永利碱厂的同事，如果卜内门总经理要求参观碱厂，可以陪同进厂，但只让他看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作为20多年前他在英国参观碱厂只让看锅炉房的礼尚往来的回报。
从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纯碱年产量翻了三番多，“红三角”牌纯碱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一带。在天津，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和《大公报》被合称为“天津三宝”，分别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最高水准。永利碱厂的主体厂房南北高楼耸入云天，碳化厂房高32米，共有8层，蒸吸厂房高47米，达11层，不但是华北第一高楼，更是塘沽乃至整个天津的标志性建筑。范旭东的科学救国之心十分炽热，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旭东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继续致力发展盐业，积累资金。1926年，他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1927年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1930年又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盐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久大盐业公司，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永利制碱事业的发展。盐碱并茂，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