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兴
黄兴在武昌起义中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一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作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黄兴由上海到汉口，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黄兴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在阳夏之役中，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备极艰辛，攻绩卓著，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汉阳失陷后，黄兴辞职赴沪，策划北伐，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在武昌起义中黄兴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 ”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当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 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