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伯夷
伯夷被历代圣贤尊为“圣之清者”，民间更有“夷齐清风”誉满天下
夷齐兄弟让国、扣马谏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义举，被司马迁列入《史记﹒列传》首篇，成为中华民族万世的楷模和廉洁典范，为历代圣贤尊为“圣之清者”，民间更有“夷齐清风”誉满天下。夷齐清风源远流长，原因在于夷齐作为孤竹国的嗣侯，在地位面前，不贪君权，不恋王位，他们的态度是让；在财富面前，他们的态度是廉。不仅如此，还表现为夷齐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对他们要“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和周武王愿“让以天下”的承诺。表现出伯夷、叔齐，不恋诸侯，不贪钱财，不受周官的高风亮节。
夷齐清风的传承，涌现出一代代为国家、为理想甘于清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他们生为中华“立德”，死传圣哲大义，绵延出了中华民族的廉洁之风，凸显了华夏文明的本质属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品性和思想理念，成就了中华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
夷齐清风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渊源关系：“仁”，夷齐兄弟让国，孔子赞扬为“求仁得仁”，儒学的核心为“仁”；“义”，让国，“义”字当先，成为儒家坚守的“义”；“礼”，夷齐“耻食周粟”，宁死全仁，孔子的话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儒家提倡的“礼”；“孝”，伯夷以父命为尊，宁可不作君王，也不违背父亲的遗愿，儒学中体现的是 “孝”。可见，一以贯之的清廉思想，形成了儒家先期的思想基础，成为东方世界的道德源泉。夷齐清风由此被誉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德源。
伯夷在《史记·伯夷列传》史籍中的记载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有违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合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正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翻译】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赏析】
《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上却总会有这样的例外。孔门的弟子中，颜回最为好学，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早丧。而恶人却常常荣华富贵，一生坦途，著名的恶人盗跖，无恶不作，却以寿终。这正生动体现出了这一矛盾。而在“义”与“利”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道德修养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们，却常常选择为自己的志向殉道。这是伯夷叔齐的选择，也是孔子以降千千万万士大夫的选择，司马迁本人亦不例外。他为李陵上书求情，惨遭下狱，为了父亲的托付，忍受了腐刑，受尽人们的冷眼嘲笑。而让他选择坚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齐一样的理想，而为了自己志向甘于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马迁将《史记》写成最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