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淳于髡
淳于髡重视礼法，他的思想比较博杂，有时像道家，有时像墨家
淳于髡博闻强志，“学无所主”，思想比较博杂。他重视周礼对人行为的规范作用，有学者考证记载古代礼仪制度的著作《王度记》即为淳于髡的著作（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他以饮酒讽谏齐王，表明他有类似道家的“极之而衰”的思想；他向宣王荐士，曾提出近于墨家的“物各有畴”的主张。作为“稷下之冠”，他和其他许多稷下先生一样，很难考定他的思想归属，因此曾有学者将其归入杂家。但是，淳于髡的思想并非没有自己的章法。从史料关于淳于髡讽谏国君、问难师友的记载来看，他是兼重礼法而更倾向于法治的。
首先，淳于髡主张治国理民一定要礼法兼重。在进言邹忌时，淳于髡提醒邹忌受相印、执国柄，必须把握全局而不偏失，处理政事必须合于礼法，并随即就修礼仪、明法度、整吏治、裁冗员等几方面向邹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淳于髡要求邹忌忠于君主，谨慎的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他以“傅合疏罅”作喻，要求邹忌不必拘泥成法，而要依附于万民；以狗皮不能补狐裘作喻，要求邹忌要慎选人才，勿杂小人；以“大车当常较，琴瑟需常调”作喻，要求邹忌认真制定法律并监督奸吏（《田完世家》）。
这实际上可以算是一个礼法并举的改革方案了。以上几点主张，和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体现了淳于髡兼重礼法的思想特点。
从淳于髡与孟子辩论可以看出，他主张守礼有度而不拘泥。他认为，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是“嫂溺，也要援之以手”，由此引申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拘守一成不变的陈腐规定。在他看来，最大的“礼”，是现实的国计民生。民生凋敝，就要破除旧礼，实行改革，“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
淳于髡讲礼治，但又反对世袭制，他从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竭力主张“尊贤尚士”、富国强兵。他借狐裘与黄狗之皮为喻讽谏邹忌，以“物各有畴”的主张要求宣王重士，都是这种尚贤思想的反映。淳于髡认为维护封建的礼制、选贤使能是必要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法治，强化国家机器。因此，他要求邹忌“谨修法律以督践吏”，要求齐王“减吏省员，使无扰民”（《新序》）。总之，淳于髡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礼、法兼重而倾向法治。这一观点，曾影响了田骈、慎到、接子等稷下之学里的黄老学者，而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提出，也同淳于髡上述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淳于髡以“酒极则乱”、“极之而衰”向齐威王讽谏，这实际上包含了矛盾对立转化的深刻哲理。在与孟子的一次辩难中，他曾提出“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的观点，意思是说声音不管多么细小，没有细到听不见的；行动不管多么隐蔽，没有完全不露痕迹的，这已经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因素了。虽然淳于髡的可知论认识还没有达到高度概括的程度，但他将其灵活运用实践之中，察事审功，“承意观色”，却是难能可贵的。
据《礼记》卷四三《疏》引语所说，淳于髡著有《王度记》一书，又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八说，他还有《十酒说》一书，可惜均已亡佚。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散见各处的史料，来了解这位稷下高士的风范了。
淳于髡到了魏国之后得到魏王的赏识，但无论魏王对他怎样好，他都没有出仕做官的打算
齐宣王即位之初，贪于酒色而不重视人才。当时魏国的梁惠王（前400-前319）在各国用重金厚礼招纳贤士，知名的学者邹衍（前324-前250，应当是邹忌？）、淳于髡、孟子（前372-前289）等人都到了魏国。淳于髡刚到了魏国时，在梁惠王的两次接见中都一言不发。 事后，梁惠王十分不解，有人对他说，淳于髡善于“承意观色”，之所以在接见时沉默不语，是因为发现惠王心神不定，一直在思考驾车打猎、音乐娱乐之类的事情。惠王听后，十分惊讶，坦然承认第一次接见时，恰好有人献上了一匹好马，第二次时，又有人进献舞伎，所以自己两次都心不在焉。惠王感叹淳于髡“诚圣人也”，再次接见了淳于髡，两人一连交谈了三天三夜而毫无倦意。梁惠王对淳于髡的才学十分佩服，想任他为卿相，淳于髡推辞不就。在魏国期间，虽然魏王对他礼遇优厚，但他不为所动，一直没有出仕做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下只注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