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成浚
抗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后，举国上下无不欢呼雀跃大肆庆贺
抗战结束，举国欢欣若狂，以为抗战胜利，其实乃假胜利耳。我国实无力击退日军，且在战事结束前夕，日军尝一度进逼贵州，攻抵独山，陪都震动，政府考虑西迁。故当日本投降之消息传达重庆，民众均燃鞭炮大事庆祝，本人则严禁家人燃放炮竹，盖深以国事方殷，前途多艰为可虑也。惜当时之民众官吏以及将领均误信战胜，骄狂自恃，而未能谨慎筹划战后之复员工作。
关于沦陷地区之军队，亦未能妥为安置。当时军令部长徐永昌曾接伪满臧式毅来电，谓有伪军三十万人愿意归诚，军政部长陈诚则力主遣散，在军事委员会议上本人尝与之力争，彼终不肯改变主意。彼此相持不决，经会议主席何应钦决定签呈核示，而最高当局亦主遗散。中央政府既未能照管伪军，彼等复遂转为赤党所利用，此又日后匪患炽烈，终之不可收拾之因素。
中央政于复员之处理，过份仓促，缺乏通盘之计划。军官退役，往往连生活亦成问题，于是又逼而走险。本人在重庆自动申请退役，领得退役金，仅足购香烟两条。本人返抵湖北，有军官第七总队率士兵一起投共，贴标语云：“蒋家不要毛家要”，此类情形，真不堪追述。
抗战虽已结束匪患却日益猖獗，皆源于湖北政治松懈
湖北省议会
本人返鄂后，当选湖北省参议会议长。当时对于议会政治，大都未能熟娴，故笑话丛生。有时议员闹得太凶，本人尚须设法从中调解。犹忆有一回，议员质询逾规，省主席当场退席，后经程潜、白崇禧对再三调停，方告解决。故本人印象中，终觉国人知识尚差，如民主政治施行过骤，揠苗助长，未必相宜。
赤祸猖獗
抗战结束后，湖北政治颇为松懈。本人主持湖北省议会时期，已有共产党势力在鄂活动，共匪部队常冒充国军旗号，纪律亦佳，民间往往忽略之，甚至偷渡长江亦未发觉。
匪祸日獗，本人应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之邀，赴沪开会共商反共大计。
三十七年曾应召赴南京，谒蒋公，对国是，本人以为台湾虽小，孤悬海外，然国民政府如迁台，至少亦可如郑成功之维持数十年以待来日。我等于今日尚能有如此局面，实应归功于蒋公之高瞻远识。彼作迁台之决定颇早。
本人于三十七年离港，避祸香港一载有余，再间道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