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大全
第一版新《辞海》、陶元珍对历史的考证随笔中均记载确有洪大全这样一个太平天国首领，在洪秀全所立“天堂路通碑”中位居第21位，是为愍王
“洪大全（1823-1852）， 清末湖南天地会首领。本名焦亮，湖南兴宁（今资兴）人。在湖南用洪大全名义组织天地会。1851年（咸丰元年）与洪秀全联络，随太平军至永安（今蒙山），次年在蒙山突围时被俘。清钦差大臣塞尚阿将他解送北京杀害。”这是第一版（1980年）新《辞海》专设的条目，说明郴州、资兴确实出了这么一个太平天国起义首领。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学术界对太平军有无与“洪秀全”只一字之别的“洪大全”这么个人，曾相当怀疑。20世纪40年代，原西北大学和湖南大学史学系主任，执教过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的著名教授陶元珍，通过对清代文人沈懋良文牍、湘军头领左宗棠家书的考证，发现了第一手史料，将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后收入他的《云孙随笔》中。
其随笔《天堂路碑中之洪大全——洪大全确有其人之铁证》这样讲：沈懋良写的《江南春梦庵笔记》记载，洪秀全在南京曾镌刻了一座石碑纪念死难诸王，他亲自书写“天堂路通”四个大字作碑额。下面书刻小字，列出了在他之前遇难、死去（包括内争）的22个王的王号及姓名，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奋王罗大纲、彰王林凤祥等，“愍王洪大全”排第21位，其前一位是英王陈玉成。除了洪大全，还有好多个不经见之人名及王号，足可弥补书籍史料的缺漏；“而最关重要者，为据此碑益可证洪大全确有其人。”
陶元珍又论证，太平天国史专家、清史研究奠基者之一的萧一山撰《天德王洪大全考》，力主洪大全确有其人并特别重要；萧文的重要依据，直接采用清廷军机处档案里洪大全的口供，这口供附在押解他进京的钦差大臣塞尚阿上奏的折子后面；即使有人疑心塞尚阿为了表功进行伪造（其实绝非伪造，萧一山已论证清楚），“天堂路通碑”可是洪秀全所立，这就是洪大全确有其人的铁证。
左宗棠家书随笔《天德王金像——洪大全地位特要之铁证》验证了洪大全即“天德王”，洪大全去世几年，太平军仍带着其金像同行
他进一步论证，萧一山说洪大全的王号为“天德王”，而碑上称作“愍王”，这是洪秀全的追改，以和其他的王一律，因为别的王都是一个字的王号；洪大全“愍王”的“愍”是王号而非谥号，太平天国没有授谥号的制度，碑上诸王都没有谥号就足以印证。不过，只有洪大全的王号用“愍”字，说明洪秀全对洪大全还有“悼惜之意，是号而兼有谥之用也。”他这样说，是因为古代的“愍”字同于怜悯的“悯”。陶元珍查出，《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沈懋良，被太平军俘虏拘留很长时间，所记太平天国之事，比较直接可信。“天堂路通碑”可惜已经没有了，如果不是沈懋良记下它的内容，“吾人无由得知矣”。
陶元珍在左宗棠家书中的发现，也以一篇短小随笔《天德王金像——洪大全地位特要之铁证》予以论证。咸丰十四年（1864）3月20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在写给他留湖南家中的儿子左孝威的信中，讲到镇压太平军的情况。当时他率湘军在江西北部乐安县，与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京卫军大将李尚扬的10万人马激战。结果，经3次大捷，擒拿李尚扬斩首，侍王李世贤“带丧而逃。”接着信上提到李世贤军中“所供之天德王，一金像妖神，长九寸许，并被夺获”。
左宗棠家书中的“天德王”即洪大全。陶元珍考证，当时“天堂路通碑”尚未建成，因为陈玉成还没战死，洪大全的王号应尚未追改。从萧一山先生的《天德王洪大全考》一文，已知洪大全的地位特别；从左宗棠家书又知道，洪大全已死几年，而太平军仍然携有洪大全金像同行，尤其侍王李世贤对洪大全如此尊敬，这就是洪大全生前地位特别重要的铁证。因为太平天国禁拜偶像，所谓洪大全金像属于铜质镏金，系纪念像。这尊金像，恐怕时间一长已被熔化了。从那时直到目前的情况来看，被陶元珍言中，洪大全的金像人间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