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澧
陈澧撰成《汉儒通义》七卷，偏于研究汉、宋学位，对声律乐理颇有研究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他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他认为：“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汉儒通义》说：“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认为“乐”为六艺之一，欲知乐，必先通声律。于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读书时，承命编辑先生文集，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依次编入《东塾集》六卷。卷一收论说；卷二收考、释、议、记、书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书札；卷五收传、铭、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词、祭文。其中碑志、传状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是集文字，自与《东塾读书记》互为表里，并行不废。”
陈澧读书时习惯逐字逐句仔细思考，在书上批注，著《东塾读书记》
陈澧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以便质之。晚年寻求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西汉以后学术，著为《东塾读书记》。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汇。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以《论语》为五经之关键。好读《孟子》，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纯守善，荀况、杨朱之辈均不知。读朱熹著述，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熹。又以为乾隆、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犹有未备者，宜予补缀。支伟成将《东塾读书记》“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自群经、小学、诸子、郑学、朱子类各为卷，惟论历代史事者，仅成三国、西汉两卷，其余有目无书，原拟撰二十五卷，实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要义精言，融会贯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