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大昕
钱大昕十分推崇汉儒，在汉儒与后儒发生训释矛盾时，多数倾向于汉儒之说
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不仅对东汉文学十分推崇，而且他对西汉文学也很有研究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