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献忠
持张献忠屠蜀反方观点的学者认为四川人口锐减时间不符
（1）前后时间不对。
1646年，即满清入关后第三年，满清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攻平定四川。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2）清廷制造伪证。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满清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部分人认为史书记载及时人所写张献忠屠蜀事件并非属实
（3）史书和当时人所写笔记真伪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
《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满清，当上满清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满清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4）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10]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
（5）清廷入川后的大屠杀。
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满清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张献忠是被流矢击中而死。但是也有人认为，张献忠是得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