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士英
历史评价马士英为人贪鄙，难成大事，但也不至于列入《奸臣传》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有大别。南京即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有学者认为，作为魏阉余孽的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阮氏迫害清流的罪责，后世大都推到马士英头上。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启用；对复社人士更没有赶尽杀绝。
《明史》在《奸臣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但并非政治同盟的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之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
马士英不应担任“奸臣”罪名，姚大荣首次为马士英辩冤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张祥光先生则认为，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排挤史可法自掌兵权，最后使弘光朝廷灭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结果“身败名裂”，但“奸臣”这个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马士英始终在抗清，他并没有向清朝“投降”，又没有向清朝出卖“情报”，没有向清朝提供对南明弘光不利的事情。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南明政权的内部斗争，与“奸臣”罪名不应混为一谈。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影响极大，三百多年来，没有人敢为马士英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翻案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姚大荣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虽可佩，但姚大荣出于乡谊，把马士英说成完人，遂又走极端。
故而，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的：“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当为公允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