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宗周
刘宗周被革职期间，其主张的慎独学说的学术成就编辑记录如下；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
刘宗周才幸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刘宗周被朝廷重新召回，向皇帝上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