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畿
王畿认为“良知”是当下现成，主张治学与修养一任自然，“随其所为”以保持本心活泼
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先天自足的本体，它不须学习思虑，亦无须修正损益，便自然可以得到。他说：“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书梏亡，便是致知。”（《王龙溪语录·龙华会记》）他认为“致良知”是未悟者的事，对于已悟者来说，根本不须致良知。由此，他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主张一任自然，反对戒慎恐惧，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心泉说》）。“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答季彭山龙镜书》）。王畿认为警惕、慎独、恐惧等不仅无益于学问与修养，反而会妨碍真性流行，其结果“不惟辜负自然，亦辜负乾坤”（同上）。他还从这种“贵于自然”的自然主义进一步走向了“随其所为”的放任主义，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他说：“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华阳会语》）
王畿的放任主义与程朱理学冲突，用禅宗理解王守仁的良知说，强调知识与良知的区别
由于坚持这种“资于自然”的自然主义与“随其所为”的放任主义，与当时的官方思想——程朱理学相冲突，因而王畿思想为当时所不容，遭到了世人及官方的非议。他还用禅宗思想去理解王守仁的良知说，把良知说建立在虚无空幻的基础上，认为“心”是虚静的本体：“静者，心之本体。”（《答关中淮》）“人心要虚，惟虚集道，常使胸中豁豁，无些子积滞，方是学。”（《水西会语》）他进而认为，“良知”本体不仅虚静，而且还是无动无静、空幻不真的，“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留都会记》）。从这种以虚无空幻为本的良知说出发，王畿不赞成“王门四句教”，认为那“纯系权法，未可执定”（《王龙溪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针对王守仁的四句教，他提出了“四无”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同上）。为此他认为在心意知物四者中，“心”是根本，因此主张学问要在心体上立根，并认为这是先天之学；而诚意功夫在动意后用功，则是后天之学。要在心体上立根，就必须“以无念为宗”（《趋庭漫语付应斌》），即要使自己处于“无念”的状态中；若一落功夫，便会妨碍对心之本体的体悟，从而与禅宗慧能的“以无念为宗”的思想如出一辙。对此，王畿不仅毫不讳言，而且认为儒学与佛学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即儒超过了佛；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自讼》）对此，黄宗羲批评说：王畿所谓“一着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近于禅；“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近于老，致使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明儒学案》卷十二）。此外，王畿还强调知识与良知的区别，认为如果变“知识”为“良知”，则“知识”是“良知”的作用；如认“知识”为“良知”，则“知识”有害于“良知”。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著有《龙溪全集》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