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璁
张璁勇于改革，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严定禁革事例，稍微缓和了土地兼并的冲突
张璁50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在明代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明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明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正德九年（1514年）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璁“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黎民得安其寝”，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推行三途并用之法
《明史·本传》称张璁：“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 明万历本作《国史传》赞张璁：“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中称：“张孚敬（张璁）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例如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王鳌《制科议》，《明臣奏议》卷10）而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注：陆深《国学第对》，《明经世文编》卷155）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玉堂丛语》卷4《献替》）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玉堂丛语》卷6《事例》）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注：《万历起居注》）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