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天爵
苏天爵在司法法制方面重视立法，他认为应早一些制定和重修元朝部分法律，强调有法必依，主张坚决依法办事，赏罚有据，用刑以宽仁为本
重视立法
苏天爵在《滋溪文稿》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故设律学以教人，置律科以试吏，其所以辅乎治者，岂不详且密欤？”又说: ”自昔天下国家必有道揆法守，而后能有为也。”明确指出了法律是关乎于国家治乱的大问题，务必详瞻细密。他赞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礼不肃则华夏无所瞻仰，法不立则臣民无所持守“的观点。为此，苏天爵向朝廷提出了修订，规范法律文件的建议，他在《乞续编通制》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是元初的判罚，多参照已发生案例的判决，英宗以后，虽有通制，又失于条目繁琐，难以适应复杂的案情；二是执法者水平参差不齐，同罪异罚，例外有例现象时有发生，致使之后的判罚在援引判例时无可适从，如果任由发展，不编订简明扼要，判罚明确的法制律例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事态将愈加复杂，最终事至不可挽回。”他建议，应早一些制定和重修元朝部分法律，务必”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最终达到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肃清，治化熙洽矣“的目的。
强调有法必依
苏天爵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主张坚决依法办事，赏罚有据，他说: “赏罚者国之大柄，朝廷纪纲系焉，法制之立，既有成规，奸伪之滋，理宜严禁。”同时，他力主“赏不失有功，刑不失有罪，二者或失，纲纪必隳”。
用刑以宽仁为本
苏天爵对刑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强调刑罚只是统治的辅助措施，而不是目的，因此，圣人用刑应以宽仁为本，施之以忠厚，”内则论议付之刑曹，外则纠察责之风纪“，将法制与监察有机地结合起来，彰显圣朝的治功表着，德泽涵濡。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践行宽简慎刑原则外，苏天爵对其他大臣约法省刑的言行也非常欣赏，他赞同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孛术鲁翀“国家置风纪，本以肃清贪污，兴行治化，初不专尚刑也”和元故御史中丞曹伯启“刑贵适中”的观点。
苏天爵对于平反冤狱一直特别重视，积极履行台宪职责，百姓都称呼他为“包拯，韩琦在世”，在政治法治环境上，严惩司法腐败、注重审判效率、严刑与慎赦的统一、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积极履行台宪职责
苏天爵对于平反冤狱一直特别重视，至顺三年（1333年），苏天爵在湖北虑囚期间，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其中有名的就达八起；至正五年（1345年） ，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钦的苏天爵，有感于天子二月诏书：”近年无辜被害之家，仰中书省分拣昭雪改正”，作《论近年无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希望有司认真贯彻执行朝廷旨意，“当自某年以后，其未昭雪改正者，早为从公取勘，一一子细分拣。使圣恩普洽于幽明，公道大伸于天下”；同年秋，苏天爵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为集贤殿侍讲学士，充京畿奉使宣抚，期间，“平反冤狱一十六”，“断革凶冤恶三十六”，“审理罪囚九十七”。百姓都称呼他为“包拯，韩琦在世”。
政治法治环境
（一）.严惩司法腐败
苏天爵认为，造成冤狱丛生，百姓遭难的重要原因是法制系统的腐败，官员贪奸逞威。在执法过程中，各级官吏巡捕借机搜刮，肆意抢夺之事屡有发生，对于这种情况，苏天爵主张坚决打击，他说：“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夺，理宜禁治”。
（二）.注重审判效率
在对重囚的处理上，他主张半年一次由廉访司审录，反对三年一次由五府官处决，他说: “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处决，诚恐狱囚系伙，愈见淹延“。
（三）.严刑与慎赦的统一
苏天爵认为，元世祖时期，未尝肆赦，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才八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可是，元顺帝即位以来，赦宥太数，近自天历改元 （1328年）至元统初岁（1333年） ，六年之中，肆赦者九次，苏天爵担心，这样会使奸人贪吏，各怀侥幸，大为奸利，非国之福。
（四）.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苏天爵进一步提出，要改变法制刑狱系统的现状，必须选用合格刑狱官员。同时，他特别建议选拔年富力强的刑狱官员，他提出将年六十五以上者，进行统计，这样做并不是对年长官员的歧视，而是体现着“国家优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苏天爵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刑狱官员的年龄结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从中可见其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