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燧
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姚燧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时，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
为了统治需要，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当时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门派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个派系都出现了许多名声远播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姚燧既负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但是他却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燧性颛蒙，于周孔书，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书？未尝一望其涂涯，岂敢妄为曰知？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故惟即夫赐田以言。”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批评元代佛教泛滥、寺院林立、僧徒众多的状况，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等，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终于，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磨平淮碑”事件。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写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发与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语。当时的一些僧人认为“祝发”是谩骂出家人，“焉”是疑问词，表示否定，他们对这非常恼火，把它诉诸太后。这件事后来经李宗师等据理力争才免于追究，但还是磨平碑文，转由他人别撰。位至光显而依旧个性耿直，刚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不见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这也是他每每任职不久就辞职的原因之一。
姚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时常出入秦楼楚馆，从今存资料看，与其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
做为一代文豪，与元代社会风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于“能诗词，善谐笑，名重京师”的乐妓张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弹饮的佚闻。而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词〔浪淘沙〕《赠重阳奴》和散曲〔越调〕《凭阑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与同僚们宴饮时，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场面。在一些诗词中，他也写到这一点，表现了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在与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丽娴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问之再三，终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亲官微禄薄无法偿还公债而被卖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请求丞相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儿的身份许配给他熟悉的一名史官。这件事在京师被人传为盛事，嘉兴县阙为此曾赋诗三百余言。《辍耕录》以“玉堂嫁妓”为名完整地记载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