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弥远
史弥远治国时大量印造新会子，把旧会子折价一半兑换新会子，致使币值跌落。
史弥远在治国上颇遭非议的原因，一是政治上主和，二是经济上没有振兴。
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独揽朝纲，大权在握，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人民则疯狂掠夺。他还大量印造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嘉定用兵，政府发行纸币竟达一亿四千万贯。绍定五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会子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处在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急，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价值。
会子发行数量大，因此大为贬值，百姓认为与金国战争才致使会子贬值。
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南宋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它是绍兴三十一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这次会子的发行，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会子采用铜版印制，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三种，隆兴元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会子仍然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共印二千八百多万贯，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万贯，民间尚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贯。因为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由于人数太多以至形成挤兑风潮，惊动了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库所藏银钱回收会子约有近五百万，而民间尚留有四五百万继续使用流通。说明虽然发生了会子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官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维持会子的信用，加之民间也的确存在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在以后得以继续的发展。乾道五年，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之后会子的发行数有所增加，不过由于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发程度，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维持了较高的币值。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至开禧年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七千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四千七百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从中可知会子的贬值非一朝一夕，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贬值也是必然的。当然嘉定年的政治、经济更值得进一步作仔细研究。
在政治上看，主和不得民心；从经济上看，物价上涨，会子贬值不得民心。“与金人战、使会子不贬值。”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和要求，或者说这是在南宋任何时候都能适用的普遍真理，但如将它与某一时某一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那就值得商榷了。如果用普遍真理去指导特殊问题，则不一定能得到很好解决，同样用人们一般情形下的普遍心理，去观察特殊背景下的事，难免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史弥远颇遭非议的还有用人问题。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是史弥远最亲信的人，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称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都遭窜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