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樵
郑樵这一生三次赴宋京献数，绍兴十九年第一次献书，献出“诏藏秘府”，绍兴二十八年第二次献书给高宗。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今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献书。
首次献书
首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出山献书，计三十余年。其间“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二次献书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代周华《福建兴化县志》（《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十二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古学，自成一家，何其相见之晚呢？”郑樵请求回归山林，说：“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郑樵在绍兴三十一年第三次献书，带了200卷七百万字的《通志》，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
再次献书
再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他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他的著作宏富，累计达八、九十种之多，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郑樵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