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立德
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昭陵工程，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据史书记载， 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 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 用三干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 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 巨槐长扬。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 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逞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逞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
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 突厥的颉利、 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