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衷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贺衷寒失去了生性猜疑的蒋介石的信任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贺衷寒对蒋介石了解透彻，认为“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不然”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3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1940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加上其8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局”3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