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樵
王亚樵，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横空杀出—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召集一帮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此后，这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天昏地暗，连名震一时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王亚樵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手不凡。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从安徽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南中国，正所谓“血流五步撼天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王亚樵暗杀的人，或是千夫所指、鱼肉百姓的独夫民贼；或是包藏祸心、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国贼；或是以权谋私、吮吸百姓血汗的吸血鬼、或是闯入华夏国土、烧杀抢掠的强盗，他们的死伤，是国家、人民、民族的大幸，人们拍手称快。
王亚樵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说起王亚樵，镜头所及之处无不血光点点、弹片横飞，终王亚樵一生，其主张始终伴随着拥孙、反蒋、抗日，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接下来，让我们挥开历史的面纱，走进那个熟悉而又陌生，风雨如晦的年代，去看看这位曾经的“远东第一杀手”。王亚樵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甚至像有几分斯文气的青衣秀才，然而他却是威震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铁血锄奸团团长，民国史上的“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策划的民国惊天刺案具体事件以及人们对他的人物评价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遇刺身亡。
1928年8月18日，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被杀。
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招商局内被刺客持勃郎宁手枪连续命中，不治身亡。
1931年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庐山遭枪击。
1931年7月23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布下终生阴影，此后一触即跳。
1932年3月1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在上海黄浦江被炸。
1932年4月29日，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在上海虹口公园被送上西天。
1932年11月10日，国际调查团团长李顿伯爵在上海华懋饭店遇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身中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最终导致汪精卫在九年后毒发死于日本名古屋。
1935年12月25日，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在沪主持媚日谈判，从而惹下杀身大祸。
……
王亚樵极具传奇色彩也颇具个性，早期参加中国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秋白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堆出一副谄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亚樵破口大骂：“混账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
一次在上海霞飞路的会议上，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亚樵个子矮小，竟站在凳子上抽了杨虎两个嘴巴，这位拥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事后，黄金荣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王亚樵带着一帮弟兄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十年之久，谋杀蒋介石，枪击宋子文，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刺杀汪精卫。崇尚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救国救民，而他自己却也落得个被国民党特务戴笠暗杀的结果。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你可以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可以说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毛主席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李济深赠给王亚樵一副对联：“世无陈涉焉辞责，客有要离愿共游”，表示要与王亚樵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情人程敬德明确指出：王亚樵的一生行动具有非常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色彩。他所要对付的对象是社会正义的压迫者。
在八十年代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中，王亚樵被定义为民族英雄，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王亚樵的墓现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一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镌：“王亚樵之墓。”石碑背面镌有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王亚樵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