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绣
在冯玉祥的“逼宫事件”下，溥仪携文绣等家人移居天津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后，溥仪一家又赶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既解了对冯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动了。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劫持“失踪”了。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在张彪从前的别墅——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在天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
文秀屡屡劝谏溥仪不应相信日本人，溥仪不听劝阻更加厌恶文秀
文绣面对溥仪的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而这件事也造成日后“刀妃革命”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