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佗
后人为纪念赵佗为其修建赵佗先人墓地，却因年代久远毁坏严重
赵佗先人墓地：汉文帝派人修建，在今石家庄市新华区赵陵铺镇，2006年重修为赵佗公园。位于石家庄市赵陵铺镇的赵佗先人墓原有72座墓冢，蔚为壮观，“获鹿八景”中“烟树苍茫锁赵陵”就形象地反映了昔日赵佗先人墓的景色。由于年代久远，赵佗先人墓遭到严重毁坏，现仅存主墓一座。墓呈南北走向，长50米，宽7米，墓顶南北隆起，呈马鞍状，有清代墓碑一方，上书“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之墓”。1956年9月被列为石家庄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7月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佗死后，是由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安排殡葬，到如今赵佗陵墓依旧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根据考古学家分析，虽然赵佗墓地是由他生前选定，但在实际的下葬中出现了不少假象和迷雾，令后人不知赵佗墓所在 。
广州也曾发掘过一些汉代大墓，下葬物品中包括一些精美的玉佩饰，由此可见墓主的身份地位显赫，一度的怀疑为某位南越王的墓。从墓中出土的玉剑饰推断，墓主应为男性。但之后考古人员推断，此墓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三主赵婴齐的陵墓，并非赵佗墓 。
关于赵佗墓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出自《蕃禺杂志》）葛蒲涧在广州白云山，此记载把赵佗陵墓说成在白云山上：“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出自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
按古史记载，赵佗下葬时丧车四出，以使人无法确定他墓葬的确切位置。多年来，对于他的墓葬大致有古番禺城的城西南、城西、城西北、城北、城东北等说法。所谓古番禺城，为三国时吴国交州刺史步骘所建，大致在今广州越华路以南、文明路以北、仓边路以西、吉祥路以东的地区 。
《传奇》记载，崔炜在这个墓中，见到了数间“垂金泥紫，饰以珠翠”的“锦绣帏帐”，极其奢华。随后他遇见了四位身着古装的侍女，告诉他这是“皇帝玄宫”，并给了他一颗宝珠，让他离去。崔炜出洞穴后到波斯商人处悄悄卖这颗宝珠。有一位“老胡人”，问他：“郎君得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老胡人告诉崔炜，这是波斯国宝阳燧珠，西汉南越国年间流入岭南，后被赵佗殉葬。他给了崔炜一笔巨款买下宝珠，泛舟离去。
对于赵佗这一人物颇具争议的人物事迹的具体记述
南下时间
赵佗何时到达南越，由于秦始皇“略定杨越”的起始年学界说法不一，也就难以定论。秦王朝开始攻略杨越时间，据韩兆琦先生引证：“《秦代初平南越考》的作者法国人鄂卢梭以为应在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其统帅为尉屠睢。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秦王朝二次派兵伐西瓯，其统帅为赵佗。至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胜利结束，设其地为三个郡。《南越国史》的作者以为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第一次攻越的秦朝将领是屠睢与赵佗，以作战失败，屠睢被杀而告终。后经周密准备，四年后由任嚣、赵佗为将再攻，始略定之论哪种说法，赵佗为秦平定杨越的参战将领当确信无疑。杨越平定后，他又被任命为地方官龙川县令，转为经营地方。
建国时间
赵佗建立南越国的年代并没有史籍直接记载，现代的研究文献均以《史记》的有关记载推算而得。所以现今对南越国建国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参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网站），一说汉高祖三年（前204年） 。
查《汉书》南越国亡于元鼎六年冬十月 ，据《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等同格里高利历元鼎五年（前112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整个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都不出元鼎五年（前112年）。由元鼎五年（前112年）上溯九十三年即汉高祖三年（前204年）。
卒年争议
关于赵佗的卒年，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说是“至建元四年卒”，即前137年。此说学界一直存疑，缘于《汉书·南粤传》载：文帝元年，欲以“盛德”镇抚天下，“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同时，赐其堂兄弟官赏，并派陆贾带书信前去安抚。赵佗甚为感动，在给文帝的复信中，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云云。其“处粤四十九年”之说，招致后人众说纷纭，难成一词。王鸣盛从时间上质疑：“赵佗于文帝元年已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历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即以二十余岁为龙川令，亦一百十余岁矣。”梁玉绳据《汉书》所载辩驳：“《汉传》无‘卒’字，以建元四年为佗孙嗣位之岁，似佗非卒于建元四年，而《史记》、《汉书》皆不书佗子，可知其子在之前已死，赵胡以孙继祖也。但考《两粤传》，佗当文帝元年已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则自始皇帝二十年佗已居粤因为龙川令，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至汉武帝建元四年凡九十一年，徐广引皇甫谧谓佗盖百岁，何若是之寿耶？”就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而言，活到一百多岁恐怕很难，尤其是北方人到南方，面临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诸多不适，赵佗居然一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种质疑不无道理。韩兆琦先生认为：“若依梁说，则‘至建元四年’五字应移至下段开头，如此比较合乎情理。”可能正是基于合乎情理的需要，《汉书》作了如此调整。卒年本不详，生年再由卒年去推，只能是以或然性前提推出或然性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