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也孙铁木儿
也孙铁木儿在灾祸连年时勉强保证经济稳定，压低钞票发行额控制物价
泰定年间起用人理财，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
自延祐三年（1316年）以来，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元政府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1325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也孙铁木儿不喜欢汉文化，但不得不推崇儒家文化，开设经筵
泰定帝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 ，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除了阿速吉八与懿璘质班两个幼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他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 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 当时主政的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 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 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 ，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 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 ，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 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 ，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 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不过，汉儒实在是高估了经筵的作用，泰定帝开经筵只是出于笼络汉人、虚尊儒学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达到儒生们所期待的“致主尧舜政不惭” 之效果。泰定帝显然不是一个好学生，首倡经筵的赵简就抱怨说“于是四年矣，未闻有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 但是泰定帝并非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也通过经筵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曾书“雪蓬”二大字赐给大臣陈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