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辟之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
从体裁上来说，《渑水燕谈录》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渑水燕谈录》就是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性作品。
王辟之写作目的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谈谑”
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王辟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谈谑”。“谈谑”，也就是说玩笑话。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与时尚。王辟之在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渑水燕谈录》序言中写到：“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写出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编《渑水燕谈录》的目的是为了做酒后谈资，做晚年消遣。但是，我们从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之句能够读出王辟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然年老但关心政治的情怀；从“有可取者，辄记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记录、整理佚闻趣事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和审美倾向性的，并不是不加选择，随手编成。所以，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渑水燕谈录》虽然表面上是一部谈谑类的悠闲之作，但实际上蕴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断，是一部创作动机严肃、目的纯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笔记。
《渑水燕谈录》所记是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前到北宋开国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
《渑水燕谈录》所记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以前到北宋开国（960年）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共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
《渑水燕谈录》在文学性上的风格对后世的笔记体小说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其语言简洁，叙事洗练，格调高雅，幽默诙谐。虽寥寥数语，但往往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寓意深刻。比如《卷十·谈谑》中记载了一篇欧阳修不喜欢佛教的故事：“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文章篇幅虽然极为短小，但叙述简洁清楚，行文迭宕，把欧阳修正直、幽默的性格充分展现了出来，很有喜剧效果，给人看后轻松一笑，有一种观看小品或相声的感觉。
再比如《卷二·名臣》中，作者写司马光品行高尚，德高望重，深得百姓喜爱，没有正面、直接的去写他的爱民事件,而是用“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的侧面手法写出了司马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特别是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余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的典型事例，侧面写出司马光热爱人民、在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的事实，整段文章手法巧妙，表现了作者对司马光爱民的由衷敬仰。
总之，《渑水燕谈录》在文学性上是比较突出的，其行文洗练，言简意赅，生动风趣的风格对后世的笔记体小说创作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