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以智
方以智所处时期，明清交际，时局动荡
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由于仰仗祖上的余荫，尚能过着“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的富贵文人的生活。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艰苦的十几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晚年从顺治九年（1652年）北归，到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在对现实失望后，放弃了少年时的经世抱负，出家后，虽然看似逍遥法外，但仍不忘救世，讲学宏道，交朋纳友。
方以智成立“泽社”，不仅研究文学，也有政治色彩
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的城郊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 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即钱澄之）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
方以智被起义军抓住，逃出后辗转到达广州避难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
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中涓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