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有人认为，王国维是西方哲学的介绍和传播者，即所谓“早年西洋哲学之介绍”。而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王国维的“哲学姿态”虽然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所据文献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人”。对于王国维的这种“失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学术贡献而言，毫无疑问，他在历史和文学上的贡献要超过在哲学上的建树。其次，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持续的时间比较短。这使得他在职业分化越来越具体的现代知识体系内很难被归入哲学家的行列。

 

 

但是与同时代仅仅停留在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是，王国维不仅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落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

 

由于时代的限制，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种“单一性接受的水平” 。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基于接受对象的单一性而呈现出与接受对象的一致性，就从王国维的论说方式来看，他十分推崇叔本华的观点，从他的学术取向而言，他所选择的立场基本与叔本华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对象的单一性也使得王国维对于被接受者有着深入而正确的了解。分析和罗列，最后得出结论说：“哲学者，论自然、人生、知识等之根本原理之学也。”正因为明确将哲学规定为“根本原理之学”。王国维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他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从他的文章的写法了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试图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学的观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来整理和讨论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梳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的范畴。

 

 

王国维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侧重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缺乏纯粹的形上学的兴趣和成果。从范畴整理来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论性》、《释理》、《原命》这三篇文章。 比如从王国维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品《论性》、《释理》来说，其基本的立场显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译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伦理学》的影响。

 

王国维当时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做的贡献之最大的，还在于他初步创立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而存在的中国哲学的面貌。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一种范式，这种新范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对于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