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兢
吴兢“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独撰《梁史》等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61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6）。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有《梁史》10卷等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10卷，《齐史》10卷，《周史》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唐书》1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1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10卷，《太宗勋史》1卷，《开元升平源》1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1卷，《乐府古题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1卷。
合撰有《唐书》130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卷，《唐高宗实录》1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几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
吴兢的千古名著《贞观政要》总结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
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吴兢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并阐述“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
《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
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
吴兢的《君臣鉴戒》、《择官》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
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
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
吴兢创作《慎终》期间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
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吴兢《贞观政要》“书之屏帷，铭之几案”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 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吴兢撰写《则天实录》尊重历史，拒不改笔
著作郎吴兢撰写的《则天实录》，谈到宋璟逼迫张说，让他为魏元忠作证一事。魏元忠是武则天重臣，被人诬陷说过“小人在君侧！”，引起权臣张易之、张忠昌的猜忌和控讦。张说一开始畏于张氏权威，证言不利于魏元忠。宋璟伸张正义，张说不得已还了魏元忠的清白。
以后张说在整理国史时看到了这段记录，知道是吴兢写的，便转弯抹角地说“刘五（即刘知几，与吴兢等同修《则天实录》）实在是太不帮助人了！”吴兢站起来答道：“这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史实和草稿都还在，您不应该错怪死去的人（刘知几已去世）。”他的同事听了都大惊失色。后来张说私下请求吴兢改几个字，吴兢始终不答应，说：“如果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史书的笔法就不能算是正直的了，这怎么能让后世相信 呢！”
吴兢旧唐书《吴兢传》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馀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少卿、右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馀。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