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主张“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

 

王世贞的治史方法大致是以国史辩野史、家乘；以野史、家史互较，取其可信者；以亲见亲闻为考史依据；以诏诰等原始材料为考证的重要依据；以事理、情理作为撰史的重要标准。王世贞运用这些方法对明代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考辨，这在明朝是不多见的，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史乘考误》体现出王世贞对这些考证思想方法的运用，《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评价是：“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且征事既多，不无小误……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为病”。清人夏燮也说：“正史（《明实录》）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这都说明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不可小觑。

 

 

 

明代文坛复古风气使得时人对前人的模仿造成了一种误区，其所谓矫枉过正也许就是这样的。此时的史学颇受这股文坛复古风气的影响。然而，通过对当时文坛大师王世贞受此文风影响下对史学考辨的成绩来看，或可能因为这样一种思想使史学得到了某些已经被丢弃的先前史家的精髓思想，或可能是明朝史学在另一个天地中得到了光辉的成就。王世贞“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的理论，是明中叶复古思潮之下的一次史学理论创新，它第一次直接从史学本身去探索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将六经看作是古代史事的记述，称得上是对史学的理论的更深一步地认识，推动了此后史学家对史学的思考。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应当代表明代史学的一大特点，虽然这一时期官修史学表现出了一种衰退的迹象，但是王世贞所代表的私修史书的兴起使得明代史学不至于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其前、或之后史学的成就而被湮没。这时期的史学成就不仅仅局限在这里，还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