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极为推崇杜甫，“以诗庀史”，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

 

钱澄之自觉地运用诗歌来记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诗庀史”，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关系。 澄之于诗最推崇杜甫，于杜诗最称道其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面貌这一方面。其《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中说：方文对钱谦益注杜诗大为不满，澄之认为谦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没有抓住杜诗的精髓。谦益“谓杜诗字字皆有根据”，澄之认为这点不足称道，因为“今人诗用惯陈语，苛逐字求之，岂有无所根据者邪？”前人所赞不绝口的杜诗“每饭不忘君国”，澄之则认为“此亦臣子大义，骚人之本旨，非绝无而仅有者也。”那么澄之最推崇杜诗的是什么呢？

 

 

他说：“杜诗之佳，在于格力气韵，迥绝诸家，至其体物尽变，造险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诮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载而下，读之如当其时，如见其境，故其诗千载犹新。区区典故之详核，音调之悲壮，岂足为公称？即声病又岂足为公讳哉？”认为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性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时代的面貌，才是杜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张穆之杂论跋》中又说：“读杜诗者，千秋而下，当世之人情物状，恍然如见。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这些是就后世读者看杜诗而言，澄之对杜甫当时希望能以自己的诗作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赞赏，《叶井叔诗序》中说：“至杜子美出，而复见三百篇之遗，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澄之学杜，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诗中也不乏“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的作品，虽然由于他人微言轻，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终以杜甫“诗史”作为自己榜样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其间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澄之的诗篇，尤其是《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诗史”。当时人对此也多有赞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说：“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在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诗坛上是非常突出的。

 

钱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响的。他在《生还集》自序中说：“予自总角学诗，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指，所拟乐府，以新词谐古调，本诸合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及诸近体，篇章尤富，皆出入于初、盛之间，间有为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此序作于顺治六年，澄之近四十岁之时，所述学诗主张，完全是七子派古诗必汉魏、近体必盛唐的论调。他自称学诗十年后才“一窥风雅之旨”，接受了七子的主张。他拟乐府，也是以王世贞《乐府变》为楷模。今集中仍存多篇，形式上不脱七子拟古窠门，内容上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也同于王世贞《庐江小吏行》诸作。七子对后代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明末清初许多著名诗人如陈子龙、顾炎武、申涵光等人，都对七子有相当的尊崇，不独钱澄之一人如此。七子学杜，致力反映现实，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模拟过甚，有很大的弊端，这对澄之也有消极的影响，也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但是，使澄之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对七子的批判，而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中接着说：“难后无赖，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泳。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辩为汉魏六朝三唐矣。”社会动荡，国亡家破，人民涂炭，他本人也奔波于抗清斗争的前线，这种境遇，使他挣脱了七子格调派的束缚，“遇境即吟”，“得句即存”，保存了那时代的诗史。当然，也因为此，在澄之的作品中，有些也难免粗糙，但大部分诗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姚文燮《无异堂集》评澄之诗说：“时时吟诗，不拘一格，上有汉魏，下迄中晚，随兴所至即为之。古诗感慨讽谕，婉而多风，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萧穆《藏山阁集跋》中也说：“是集诸诗，皆记出处时事，无意求工，而声调流美，词采焕发，自中绳墨。”这些都说明澄之诗，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如果说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诗人没有可能对作品刻意雕琢，那么在隐居之后，澄之就非常注意对诗篇艺术方而的锤炼了。这表现他反复强调要“苦吟”上。《陈官仪诗说》中写道：“吾学诗五十年矣。其前此十余年，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自后四十年，放废无事，益专致于此。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苦吟就要反复修改。《陈昌集文集序》中说：“生平于诗好苦吟，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要诸稳而后已。为文亦然。”事实确是如此，他有许多苦吟修改的例子。如《与王忍亭》中说，《青箱堂集》前载他所作之序，“中有何时白发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语，叟作翁字，失叶平仄，应是忙中落笔错耳，希为改正之。”已刊行的文，一字未安，仍请人改正，可见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他非常注意炼字。《诗说赠魏丹石》中说：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求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需也。 可见他对炼字的要求多么高，创作态度多么认真。而这又不仅是雕琢字句，而是为了“意”，“情事”之“真”，“词义”之“确”，即是为了尽可能完美无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把客观现实描绘出来。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诗说赠魏丹石》中接着说：“然非读书研理、体物尽变者，求此一字终不可得。何则？无其本也。”《匏野集序》中也说：“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这些又是把苦吟炼字与诗人的整个修养联系在一起了。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不少诗人，特别是遗民诗人，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产生了怀疑。申涵光《贾黄公诗引》中说：“温厚和平，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钱澄之怀疑得更厉害，《叶井叔诗序》中说：“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小雅》怨诽而不乱。’吾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讯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他一口气举出了《诗径》中那么多词旨激烈的作品，从根本上否定“温厚和平”之说，认为这是后人的曲解，不足为信。他更反对当时一些人“至痛迫于中，而犹缘饰以为文，舒徐以为度”的作法，认为这样不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性情。这些观点都是时代刺激的结果，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征服者的残暴，人民的惨遭杀戮，诗人本身的困厄磨难，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就呈现出“往往激楚”的风格。《田间集自序》中说：“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但是，诗人这些愤怒抨击黑暗势力的作品，大大地触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因而澄之的亲友为他编集时，就劝他“删其过悲者”，澄之不肯，说：“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然而亲友为了逃避清廷文网的迫害，“代为删之”。澄之对此虽有不满，而也无可奈何。澄之《与潘木崖》中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清廷残酷的文字狱，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是难以数计的。

 

 

钱澄之早年学诗，是从七子派入手的。时代的动乱，使他摆脱了七子派的消极影响。他一生始终以杜甫为宗，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在诗的风格上，受陶潜、杜甫、白居易影响最深。当有人称道澄之诗风“在杜、白之间”（《书松声阁集后》）他以为知言。澄之《田间集》中和陶之作颇多，其隐居以后的作品，冲澹自然，也近于陶诗。韩炎《田间文集序》中说：“读先生之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徐世昌《晚晴移诗话》也说澄之“五古近陶”，“冲淡雅和中，时有沉至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更说：“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而论，钱澄之都无愧于清初有数的重要诗人之列。在遗民诗人中，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邢仿等人，成就也可并肩。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