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锦涛
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财政紧缺
革命党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与财政困难很有关系。这句话或许可以从陈锦涛的工作经历得到一些印证。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立即面临着找米下锅的问题，而军饷开支则是重中之重。当时的“革命军人”并非个个都是圣人，“当兵吃粮”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前清财政本已捉襟见肘，高度依赖关税收入，而海关控制在列强手里，对革命党尚在观望，不肯将偿还外债剩下的“关馀”移交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各省、地区采取了“独立”的方式，结果各军政府自我豁免了向中央交税的义务。财政上能维持的地区不肯向中央交钱，急于用钱的地方则必须“救火”。孙中山返抵上海，人们以为这位革命领袖带了多少银两回来，结果孙先生苦笑说：“余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着精神而已。”（《孙中山全集》第一册）
革命党领导最初准备请张謇出任财长，张謇知难而退，并致书陈述筹款之难，谓“每年所短八千万两之款，于何所求，将责之财政部长一人”。临时政府在最拮据的时候，连几十万元都无力支付。另一方面，孙中山对于财政总长的任用，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财政不能任他派人。我知澜生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孙中山用王宠惠当外交总长、用陈锦涛掌财政，有他的一点“私心”：都是同乡旧友；年纪轻好驾驭；在西方国家形象甚好。
陈锦涛具有很好的财政知识，但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向日本和英国借款
陈锦涛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出任财政总长。《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在1月5日评论道：“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是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据我所知，他在柏林会议上结识的外国银行家，……对他的印象都极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但理财单靠知识也是不行的。在当时情况下，陈总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借款，不仅向江浙沪地区的商业团体、同乡组织筹措，甚至向香港同胞、海外华侨作私人借款，但仍是杯水车薪。危急之际，实在无法可想，孙中山、黄兴被迫与日方商谈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日人垂涎汉冶萍多年，用心险恶，张謇紧急致函孙中山等人，坚决反对，但孙中山、黄兴鉴于军费开支急如星火，快刀斩乱麻，批准了借款，到2月13日临时政府终筹得200万元。
经多方奔走，2月24日陈锦涛终于向华比银行借得100万英镑，年息五厘，97折收现，将财政债券打包成100万镑的等值作抵押，期限一年。比国借款勉强解了临时政府燃眉之急。这笔钱除了开支军费、行政费，还有相当部分是用来偿还商界和私人的旧债。（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传记文学出版社）南北统一之后，陈锦涛北上供职，在唐绍仪内阁倒台时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