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康年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不高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三十一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
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康年筹建中国公会、参与上海强学会，在沪、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达洋务”的声名。但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张之洞离开南京，回湖广总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随他回鄂。汪的友朋也大多认为“南皮之于兄，不得谓非知己也”，劝汪“自以在鄂为是”。但汪康年认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于报纸经营和事业发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在上海经济拮据，请张帮忙在沪谋一职位，张之洞婉言相拒，并表示：“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盖以在鄂、在沪定之也。”据其弟汪诒年云：“(先生)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为缓和与张的关系，汪康年于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后，专程前往湖北为张之洞祝寿。可见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汪康年不仅要筹募经费，开辟销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方压力，为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而奔波周旋。
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限地而存在着，并没有投向张之洞
《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对报馆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并饬令其属僚和两湖书院生员阅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对担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极力笼络，想利用汪控制报馆乃至维新派。但是汪康年并没有被张之洞所左右，如其所愿地成为他在《时务报》馆中的代理人。众所周知，《时务报》并未按照张的设想被洋务派控制，相反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振聋发聩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亲自撰写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此时，张之洞便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其方法有二，一是“通饬所属停看该报，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压改良派的论议”。梁鼎芬反复来书批评汪康年：“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嘱其“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叶瀚也力劝汪“多译实事，少抒伟论”。尽管张的属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嘱咐汪康年不要刊发攻击洋务派的文字，汪康年却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致使缪荃荪愤然声称，如此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梁启超离沪赴湘后，《时务报》言论有所缓和，但仍以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为宗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时务报》从创办直到停刊，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存在着，汪康年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也并没有“完全投向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