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康年
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而，并与梁启超反目
至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
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在内。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14]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汪康年与东南各督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也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
1900年是汪康年与政治权威发生关系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年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活跃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关节点”。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1899-1900年，汪康年除继续与叶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绅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保持联系外，还开始与革命派、民间秘密会党以及日本人进行联络，多方探索变革之路。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参与发起正气会和中国议会，试图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中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政局，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夙愿，从而达到了他一生中激进的顶点。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中国议会的渊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桑兵教授撰有长文专门探讨，此处不拟赘述，只想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论析汪康年及中国议会(又称“国会”)对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的双重态度。在正气会和“国会”内部，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和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摩擦。导致两派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是政治宗旨上的分歧：“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汪康年一派的确与东南督抚保持着密切关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汪康年等人反对排外，力主和局，因而极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发起的“东南互保”。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据汪诒年记载，庚子五月，“闻英与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先生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可见，汪康年还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
其二，汪康年等人想借助张之洞等封疆大臣之力，一则争取和巩固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二则实现其变政革新的目的，所以极力维持并力图发展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关系。汪康年派对张之洞等人寄予希望，认为“(南皮)固不甚中用，然尚赖其支持一二，若并此无之，真举国无人矣。”“然而环顾海内，舍仪老、香帅而外，更无人可与言大计者。”而在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对“国会”的成立和早期活动均未加干涉，张之洞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这进一步促使汪康年等有声望而无权势的江浙士绅倾向于争取督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