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宣怀
盛宣怀投资煤矿，创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898年，盛开办萍乡煤矿，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盛宣怀的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成立私人上海图书馆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1997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组织整理“盛档”，这次整理共历时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盛宣怀是慈善家，开创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慈善济民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慷慨解囊，深受灾区绅民的爱戴，倡导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