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颖达
孔颖达五经注疏定本，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汉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孔颖达一生成就受历史名人的高度评价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