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箓
陈箓的外交生涯顶峰，是以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总长职位出席巴黎和会
处理外蒙古事务，为陈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外交经验。1917年5月，陈箓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戍边”任务，回到北京。同年底，出任外交部次长。不久，陆征祥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陈箓遂以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总长职位。这是陈箓外交生涯的顶峰。
巴黎和会是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作为代理外交总长，陈箓担负着将巴黎中国和会代表团信息及时上告决策中枢，并将政府政策下达代表团的重任，参与了中央政府外交事务的决策活动。由于巴黎和会的主导权掌握在美、英、法、日、意五大国手里，中国权益成为强权交换的筹码，致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处境艰难。在北京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质问”陈箓的外交风波就是明证。
陈箓将小幡秘密约内容透漏报端，掀起中国社会声讨小幡行为的“外交风波”
1919年1月27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向五强陈述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主张，并表示随时可提请中国政府将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文件发表。2月2日，小幡迫不及待于中国春节大年初二紧急约见陈箓，质问此事。小幡声称：“ 日本政府并非不愿发表前项文书，无论何时，但得两国政府同意，均可发表。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且与外交惯例不符。”陈箓答称：“该代表等所来电报，并未提及……发表何项文件之事，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等言及此事，且陆总长最看重我两国之邦交，深信不至如此操切。”日方咄咄逼人，陈箓只得推诿，筹谋良策。情急之下，陈箓将小幡秘密约见内容透漏报端，一时掀起中国社会声讨小幡行为的“外交风波”。
巴黎和会最终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彻底暴露了列强的嘴脸，也将中国北京政府置于火山口上。外交部更是首当其冲，陈箓深受冲击，不敢到部办公。当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后，陈箓认为“不签字害多利少” ，要求辞职并拒不到部办公。而“山东问题”、“福州事件”等中日冲突相逼而来，外交总长陆征祥迟迟不归，陈箓备受煎熬。直到1920年2月中旬，随同回国要求辞职的陆征祥，陈箓再次递交了辞呈，并在辞呈中表明了他当日的困窘：“一年以来，临深履薄，陨越时虞，困苦艰难，担荷之肩交瘁，风云变幻，维护之力已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