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家鼐
孙家鼐反对因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支持李鸿章主和，主张维新派的“开民智，通下情”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谈判讲和，翁同龢力言开战。而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认为“衅不可启”，赞同李鸿章的和谈主张。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孙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军事的腐败，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同情维新派，并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议论时政，译书译报，宣传变法维新。孙家鼐“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不久，御使杨崇伊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强学会遂遭清廷封禁。而孙家鼐“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以强学会人马改组成官书局并主其事，主张广览博采，以备报效国家之用。
孙家鼐认为维新派“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要义的主张最要紧，赞同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并在奏折中引用魏征致唐太宗的话：“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建议皇帝诏令京、申、鄂、粤等地的报馆，将各家所出的报纸，逐日呈送都察院，“录呈御览”。
孙家鼐向光绪皇帝推荐《盛世危言》、《危言》、《校分 阝庐抗议》三部书以配合变法维新，但他不想打破清王朝原有制度的根基
孙家鼐还认为变法自强宜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谋定而后动。指出：“今日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要对症下药，不可病急乱投医。他还向光绪皇帝推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寿潜的《危言》和冯桂芬的《校分 阝庐抗议》三部书，认为冯书最“为精密”，“其书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并奏请刊印，颁发给各署官员，俾诸臣条论可否，以备公认而顺人心。他说：“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不过，孙家鼐寄希望于“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数官僚的利益，变法维新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这显然是把变法维新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孙家鼐和翁同龢、李鸿章都能影响光绪皇帝，但孙家鼐有别于翁、李，也有别于康梁等维新派。在光绪筹划变法过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国家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衰败。但他决不想打破这个制度或者动摇这个制度的根基，他反对维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向光绪上奏，“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他对于维新派的民权说尤加反对。如光绪皇帝预备颁布的新政诏令曾有设议院内容，但孙家鼐力谏：“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他的这一态度正合光绪之意，结果维新派的“设议院”主张没有列入维新的诏令。他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要“因时制宜，一切格致之书，专门之学，则又宜博采泰西所长，以翊成富强之业”。同时，他又认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这与洋务派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他主张变法的目的只是为维护清廷统治出谋划策，用“变法”来为它造血、输血。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新政。慈禧太后为主的“后党”即疯狂反扑，15日迫使光绪帝免了翁同龢的职；未几，又囚禁了光绪皇帝，“新政”尽被废弃，一批维新志士被处死，一些大臣被革职，“后党”全面掌权。孙家鼐因其变法要求温和保守，所以并未受到慈禧顽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