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茂荫
王茂荫坚决反对“铸大钱”，指出商品实际价值不由官府决定
道光以来的银贵钱贱现象，在当时清廷的士大夫集团中产生不少主张铸大钱的论调，1853年清廷开始实行铸大钱。针对铸大钱的论调和铸大钱所造成的恶果，1853年11月21日，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论行大钱折》。认为：“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也就是说，纸币虽无价值，但若能兑换并且发行量有一定的“定数”，它就代表一定的实际价值；而大钱本身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因它不足值，故而它的面值是虚的。折中还批驳了历史上的错误观点：国家可以创造或任意决定货币价值的观点，认为“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指出了政府虽然规定铸钱的名义价值，但不能决定它的实际价值。还指出“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踊贵”，1854年正月王茂荫上《再论铸大钱折》又分析了这一方面，“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设奸人日销以铸大钱，则民间将无制钱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胜言者”。可惜，王茂荫的这一中肯的正确的主张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王茂荫兼管钱法，建议发行纸币，控制数量，避免通货膨胀
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咸丰元年(1851年)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数量来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这一论点触及到货币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错误的要害，是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力驳斥。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触怒了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曾提及此事。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