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震
戴震年轻时因得罪了当地的土豪，为了脱身才逃到京城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岁，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戴震传》称他“避仇入都”。纪昀在其《考工记图注》的序中说：“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今，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餷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同年夏，戴震于京城结识纪昀，钱大昕等，同时，他的《勾股割圜记》被秦惠田全文刊载，并由吴思孝设法刻印，《考工记图注》则由纪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其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室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政治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戴震科举不顺，曾六次进京会试不第，直到四十岁才中举
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曾为汾阳人王辑五做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当在此时。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傅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岁时，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