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鄂尔泰
鄂尔泰充分认识到，水利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1723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离行之前，又将任内应得余剩银捐买谷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存苏，松，常三府备赈”。这体现其对于江南水利的担忧与眷顾——水利是农业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现水灾或旱灾，百姓将无生计矣。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远在云南的鄂尔泰还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当其时，西南的“改土归流”方兴未艾，战事依然紧迫之际，位居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还不忘向朝廷奏陈江南水利。此更说明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鄂尔泰提出设水利专项资金，朝廷予以采纳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人事方面为地方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力发展了云南的治水能力和农业生产力。
以上两种制度建设，无不体现了鄂尔泰以制度兴水利的理性思维。在清朝中前期，这种高度重视水利、以科学的方法治水的官员委实不多见。尤其是地处西南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治水的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都大不如中原、江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