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名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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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名夏是当时清廷中南方籍汉族官僚的首领，因此，陈名夏案也称“南党案”。此案的背景比较复杂，在幕前直接出力的人主要是属于“辽东旧人”的汉军旗官宁完我和属于“北人”的北方籍汉官刘正宗，他们指责陈名夏的主要罪名是勾结朋党，擅权乱政。这也并非完全诬陷。清初“南人”、“北人”之间的朋党之争，源于明末党争，入清后仍然“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一直明争暗斗不断。陈名夏作为南党的首领自然不免结纳人才，“所推毂南人甚重，取忌于北”，而他的为人，“好为名高”、“性锐虑疏”、恃才凌人，四面树敌，与“北人”、“旧人”，甚至入清后才出仕的新一代汉人官僚矛盾日益激化。但是陈名夏最终被杀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他过深地卷入了满洲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自觉地成了皇帝的绊脚石，因此尽管福临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一再宽恕他的罪过，到底还是决定借他的人头，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对象，不限于南北，也不限于满汉，凡是朋党勾结、希图擅权专政的满汉贵族与大臣都在儆戒之列。“南党”也好，“北党”也好，还有所谓新人和“旧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
陈名夏初到清廷因大胆劝说多尔衮篡位而受到多尔衮的青睐
陈名夏在政治上颇善投机，初到清廷就曾经大胆劝说多尔衮篡位，虽遭拒绝，却也因此受到多尔衮的青睐，被破格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侍读学士。顺治五年，六部初设汉尚书，陈名夏就被授为吏部尚书。他与多尔衮手下的红人谭泰关系密切，多尔衮死后，谭泰不但没有被追究，还出任了吏部满尚书，煊赫一时，“名夏附之乱政”。另一方面，谈迁也提到陈名夏与索尼的关系很不错，甚至暗示如果顺治十一年审判陈名夏的时候，索尼在场，陈名夏的下场或许不至于这么惨。索尼素不附多尔衮，与谭泰虽然同是黄旗大臣，但早已分道扬镳。谭泰效忠多尔衮，索尼却忠于福临，可算政敌，陈名夏却能得两人欢心，倒也不容易。
陈名夏努力结交满洲权贵，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回报，张煊案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顺治八年五月，候外转御史张煊认为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和礼部尚书陈之遴在甄别御史的过程中，处置不公，上疏论陈名夏十罪二不法，其中也涉及洪承畴和陈之遴。福临当时出猎在外，将此事交给了巽亲王满达海，满达海召集诸议政王大臣，逐条审理，认为张煊的控告属实，于是将陈名夏和洪承畴羁押在台基厂，派兵看守，另派急使向福临奏报。没想到谭泰却亲自赶到福临的驻跸之所，向福临力证张煊所奏不实，以求为陈名夏翻案。听了谭泰的辩护，福临回京后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侯大臣廷议此案，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议定入奏时，福临看见陈名夏所涉罪行很多，相当惊讶，这时又是谭泰“挺身”至福临面前，谎称全是张煊诬告，并且都是朝廷大赦之前的事情，按大赦条款理应不论，陈名夏不但无罪，反而应该反坐张煊诬告之罪。谭泰又故意隐瞒了大臣中的不同意见，让福临误以为是诸王大臣一致同意反坐张煊，因此批准所奏，将张煊处死。
此事发生仅仅三个月后，谭泰就因擅权乱政、阿附多尔衮被处死。顺治九年正月，福临将张煊一案发送济尔哈朗、硕塞连同内院、刑部大臣复审。洪承畴“招对俱实”，获得了福临的宽恕。而陈名夏却“厉声强辩、闪烁其辞，及诘问辞穷，乃哭诉投诚之功”，让福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感慨“其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但因为之前处置谭泰时，福临曾有旨不追究与谭泰有牵连的人，所以仍然宽宥了陈名夏，只革了他的官，品级俸禄照旧，发正黄旗汉军下与闲散官随朝。张煊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