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他通过《通鉴注》来表达自己的气节观、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他刚正不阿，不屈从于奸侫权贵，认为节操和事业要并重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他通过《通鉴注》倾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来表达自己的气节观、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27岁时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考中进士。他亲眼所见宋朝在异族压迫下，政治依然那样腐败，50岁时，又亲历南宋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也使他的精神受到剧烈打击，悲痛之余，开始重注《通鉴》的工作。因而透过《通鉴注》，可强烈地感受其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他通过《通鉴注》倾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但因在异族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种种心情隐藏在字里行间，借给《通鉴》作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气节观、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胡三省作为宋元易代之际身受故国覆亡惨痛、抗议异族横暴统治的爱国史学家，学术、思想和气节，在注文里不仅流露了抱负，体现了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民族气节，寄寓了爱国热情；著名史学家陈垣有着相当的认知和高度的评价。例如，胡三省对《通鉴》“且屠大梁”一语详注道：“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陈垣在《解释篇》中征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胡三省不顾“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於宋末常州之屠也”。又如胡三省在《通鉴》契丹灭后晋的记事下记道：“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再如对《通鉴》所载南朝梁边防将官“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边之兵，皆病於此”，这充分表明胡三省对宋末抗蒙边备的无限感慨和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忧患。

胡三省刚正不阿，不屈从于奸侫权贵，不仅体现在其行动上，也深刻地渗透其治史态度中，在其论及事业和气节关系时表述尤为详尽，他认为节操和事业要并重
胡三省刚正不阿，不屈从于奸侫权贵，这种人格精神不仅体现在其行动上，也深刻地渗透其治史态度中。在其论及事业和气节关系时表述尤为详尽。他认为节操和事业要并重，在事业不能有成时，要保持为人臣的节操，而在事业有可能成功时，臣子同样不可以不考虑气节。可见，胡三省更注重在当时的建功立业，突破了传统的气节理念。他认为在乱世时，节操尤为重要，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节。胡三省的这些人格思想内涵，深刻地渗透在其治史态度和史书、史注中。胡三省与权臣贾似道同朝，但却不为贾所笼络，在建议意见得不到录用后，决然弃职回家，潜心于著述，不依附于权贵。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其拳拳爱国之心的表达成为一种重要的强烈意识和潜语言。他在《通鉴》卷二十五中注到“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在注释过程中，他也从来不用“前朝”、“赵宋”等词语，而是称“我宋”、“本朝”，在个别地方称“皇宋”、“吾国”，至此不承认元朝政府，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