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思勉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仍坚持研究，并重视国计民生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绍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光华大学后设历史系，即担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吕思勉17岁时，始识同邑丁桂徵（吕思勉母亲从妹之夫），“以文字请益”，遂从学《段注说文》，于小学之书，稍有浏览。1925年至1926年间，吕思勉于讲课之余，将历年之研究成果写成4部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宇文考》。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战胜利后，吕思勉三次呈《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表达其对抗战的预见和决心及建议兴办学校应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史学家钱宾四“叹为西京贾晁之论”。
民国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间吕思勉曾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兼课，编写《中国文化史》讲义。
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吕思勉自谓此时进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旧历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吕思勉之子吕正民君患伤寒症病殁，现仅剩翼仁一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庆省立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8月假期满，吕思勉仍回光华任教。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法、史学名著研究、文字学等。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后，光华学生数大增，学生就餐发生困难。吕思勉向校方提议，再建公厨与饮食习惯的改革同步进行，为此撰成《吃饭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饮食卫生，多吃寒食和杂粮，认为这类改革可使妇女获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现代社会之状况和节奏。
吕思勉一生中著作诸多，多以表现浓浓的爱国情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日军侵入上海，吕思勉于8月回常州与家人商量今后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几度搬迁。一家三口始终挤于一间，两张板床，两张书桌，两架书架，一小方桌。几只凳子，是为吕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吕思勉将历年撰写的部分札记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记》，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从小就学习写读史札记，5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吕思勉的论文、著作，都是在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岛时期，吕思勉避居沪上租界，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运，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作家兼报人范泉称吕思勉为“孤岛上的斗士”。
民国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光华大学对外改称诚正学社（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院（原理商学院），吕思勉除仍在光华上课外，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中年以后，吕思勉计划独自完成六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写，是年，此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自评《先秦史》：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里，旧宅已被敌火炸毁，其时，吕思勉诗作颇多忧国忧民之句；是年至民国三十二年，吕思勉在城外游击区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间，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兼任国文课，讲授《古文观止》，文史专家黄永年曾从业问学，称吕思勉讲课议论纷发，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见。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偕女儿翼仁至上海。
抗战胜利之年，吕思勉精神极为振奋，先后撰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对战后国家之重建充满了期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华大学迁到新校舍，吕思勉一家也随至搬入欧阳路新校舍；
民国三十六年，吕思勉应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请，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又应邀在诚明文学院兼课。《秦汉史》出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