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提出“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观点，是玄佛先驱，著有《释即色本无义》等

他的生平习好，也带著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养马养鹤，他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

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後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

《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於《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他这些话的大意是∶所谓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无有自性。亦即谓其色虽有，而自性无有，亦即是空。无体，故曰∶“色复异空”。非别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无礼，无自性，则非色象灭坏之後，乃发现空无之本体，故曰∶“非色灭空”。後人对即色义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论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并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原书已经亡佚，但由书名推测，一定也是解释《般若》的作品。

此处还有《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但原书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记集》卷八还保存著这部书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过禅学，撰写过《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又曾致力於《本业经》，《出三藏记集》收录他的《本业略例》、《本业经注序》。又曾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他又是主张顿悟的一个人，南齐刘《无量义经序》论顿悟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於七住。”由于他主张到第七地生起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又称为“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

现存的清光绪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两卷，附补遗一卷。

支道林是一位佛教徒。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影响到佛教。支道林虽出家为僧，但却颇具名士风采，擅长草隶，游山乐水，好吟诗文。别人送给他几匹马，他精心饲养，有人因此笑话他，他回答说：“我是爱它的神骏，随便养着罢了。”后来又有人送他两只鹤，他倍加爱惜，不久便对鹤说：“你本是冲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于是将鹤放飞了。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玄学名士的行为吻合，所以当世名士也特别喜欢与他交往，尤其喜欢将他与玄谈名流相比较。孙绰曾著《道贤论》，将佛家七道人（支道林、法护、帛法祖、法乘、竺道潜、于法兰、于道邃）比为“竹林七贤”，认为之遁与向秀（七贤之一）都酷爱《庄》、《老》，二人虽不同时，但是文采、爱好相似。所以支道林身为名僧，实则名士，当时人评他是“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说他“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在此之前，玄学家不谈佛，甚至不与佛教徒交往，支道林开创了玄、佛结合的先河。哀帝准他回山时，一代名流前来为他送行，可见名士对支道林的倾慕。

玄谈名士对支道林的敬重，当然不仅因为他的名士风度，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才华。支道林除了作诗写文之外，还写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即色游玄论》、《圣不辨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大小品对比要妙》、《逍遥论》，等等。其著作今天虽然大部分已亡佚，但从仍存的部分文章及残篇看，支道林在佛学、老庄学方面确实有很高的造诣。

在佛学方面，支道林的主要成就在般若学。在东晋“六家七宗”的佛教般若学派中，他代表的即色宗。色宗的基本观点是“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他的即色义虽还表述得不够准确，但比起其他各宗，更接近般若空观。

支道林移居石城山后，研究般若学的同时，又很重视禅学。他所作《即色游玄论》，即以即色的观点阐释禅法，他认为世界皆“空”，同时又不否定“心神”，把禅法理解为无心而逍遥，或者说没有执着的境界，与汉代传入的安般禅法有所区别。

支道林对佛学的研究，使他成为当时的名僧；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用般若学解释老庄，从而成为当世的名士。

支道林曾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刘系等人认为“各适其性便是逍遥”，唯独支道林说：“不然，桀、跖以残害为性，如果适性就是逍遥的话，那么他们也算是逍遥了。”于是将自己的观点为《逍遥游》作注，群儒旧学，读后无人不称赞。在此之前，玄学大师郭象、向秀都曾注《庄子》，对于两家注，从没有人在郭、向注外有新的发挥，换句话说，两家注成了当时《庄子》研究不可超越的顶峰。支道林在二家注的基础上阐明了更深的含义，很多深层而不可得的道理，被他说清楚了，诸贤于是将他的解释奉为“支理”，从此谈《庄子》都采用“支理”。

支道林《庄子注》之所以“新”，就在于他将佛学引入庄学，用即色义解释《庄子》的逍遥义。玄学家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是从明教与自然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万物都是有自己不可改变的性质。“仁义”是“人的本性”。自足其性，也就是要“各安其分，各足其性”，因而达到逍遥的境界。所谓“圣人”、“至人”，也就是得“性”而已。

支道林认为众生本性不同，只有“至入”，不仅能适天地自然之本性，而且没有执着，做到“通览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从而既“无待”又“无己”，这才是“逍遥”。

支道林以佛解《庄》表明，玄学本身到东晋已达到了他思想的极限，与佛学相结合，使它更好的发展。支道林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他在中国思想史、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有所体现，他是玄、佛结合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