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厉鹗
厉鹗“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独树诗坛一帜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祯，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 之称。他在当时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厉鹗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反对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祯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分歧：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厉鹗出身贫苦，过着“食客”式的生活，但其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 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历鹗《晚步》赏析
草根历鹗 苦逼雄飞
————说历鹗《晚步》
中山市实验中学程旭东
斜景忽已暝，流莺时一鸣。
水光知月出，花落见风行。
僻地非遗世，新畦欲耦耕。
孤吟少俦侣，发兴自江城。
【注释】
诗写于厉鹗因家贫租屋东园读书时，两年后，他考中举人。发兴：激发意兴。
【句意】
猛然间发现夕阳隐去最后一抹余晖，天完全黑下来了；那黄鹂清脆婉转的歌声不时在我的耳畔回荡。看到眼前波光荡漾，我才发现月亮早已经在天边升起，看到飘飞的落花我才觉察到晚风轻拂，撩拨着我这散步的闲人。生活在这偏僻的地方，我并不是想遗世独立，脚下新开辟的天地，我打算快快地种上庄稼除草施肥。我边走边吟，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同甘共苦的朋友，但是我的心却飞扬在远方！
【说诗】
历鹗字太鸿，一字雄飞。少年历鹗因为家境贫寒被送去做和尚。但他是一个苦逼，不愿意做和尚。他求知欲强， “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 “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要做一个有所成就的读书人。
写下这首诗时历鹗还是一屌丝。这天，黄昏时分他就开始散步。他竟也和后来的朱自清一样，在这片天地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以至于忘却了时间，连身边的夕阳、黄鹂、月亮等等都没有在意。首联和颔联写得有些别致。这两联写景。他在看、在听，但他很不专注；因为他用了一个“忽”字一个“时”字！“斜景”就是夕阳，诗人是忽然之间才发现它退出大地的舞台，天黑了；黄鹂在婉转鸣叫，但是诗人是时不时地才听到！月亮出来了，但是他只是在看到从水面上的浮光后才知道的；有风吹风，但是他只是在看到落花之后才意识到的！这是本诗的亮点，写环境的幽美，一般人也是用有声反衬无声，动静结合等技巧，但这个静和动是诗人一直在关注着的对象，诗人是用景物来衬托内心的情感，所以诗人很在乎这些景物的细微变化。而本诗，诗人却忘情于这些景物，突然之间才从自我的境界中回到现实的情景，别有情趣。
也许，这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沉迷和复苏，或者说是自我的一次放松和回收。
接下来诗人写他在东园做的两件要紧事。一是开辟几块新地，要亲手种庄稼，解决物质需求问题。二是读书为诗，即使往来无人，依然意兴盎然，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这两样的事，陶渊明做过，但是陶渊明在仕隐进退、贫富交战中做得洒脱，其为人，表现出澄明的境界，其诗赋，达到一个巅峰。历鹗似乎和陶渊明不同，他已经说了，他虽然处在被人们遗忘的荒僻地方，但是不是“遗世”独立！他的心里还是牵挂的是那个“江城”！他说得直白，也表现为急迫。
读到这里，问题就来了：颈联、尾联与首联、颔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首联颔联是写晚步时所见之景所闻之声，颈联尾联是写晚步时所想之事，二者统一于“晚步”之中。其次，首联颔联用“斜景”“流莺”“水光”“月”“花”“风”等意象渲染出幽美的意境，衬托出诗人面对农耕、面对孤寒所表现出的宁静平和自足自我勉励的心态。
由此说来，诗人散步，也和我们常人一样，消遣消遣而已。只不过，诗人在贫困中不象谋生手段财富值为零的一般读书人，能够自己解决物质需求问题，而且不甘现状，能够奋发进取。这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了。
也许，正是有这样的心态，两年后诗人考中了举人。再后来，除了诗文名世外，他还以《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
但是这么一个勤勉有成的人，也有两次落第的记录。第二次落第是因为他误将论写在诗前，用今天的话说是写错了答题位置。不知怎的，朋友们他叹息时，他却淡淡地说道：“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
看来，诗的尾联“发兴自江城”中的“兴”就不一定是经世济时的兴，“江城“就不一定是功名的符号，因为他本来就能够了解到自己性格孤僻，他所做只是满足自己的点点爱好，满足标准不高的生活需要而已。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可亲的草根！看到的是一个和陶渊明在本性上相似的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