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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起来，我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
我还记得当他变卖我们在漳州最后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给我哥哥入圣约翰大学之时，他泪流满面。
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一切生活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我还得依赖良知（bonsens），那个似乎还值得复活的十八世纪的名词。
我过文具店，五金杂货店也必停足。
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
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及分析。
我顾忌甚么？我常有好运道，而且我对于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大足以增吾勇气和魄力，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我姑母的儿子，在江苏也是满有名气的学者。
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
我个人亲见一个女生（刘和珍）于下午一点钟时安放在棺木内，而在十二点时，我还看见她欢天喜地的游行和喊口号呢。
我个人久已弃置此等荒谬传说，然而此时却要传给无知的青年们。
我告诉她。
我刚会见一位客，因为他谈锋太健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
我敢说，我在蒋委员长侍从室那些年，只是挂了个名儿，我并没向中央政府拿过一文钱；只是为拿护照方便一点儿而已。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
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Rev．W．L．Warnshuis）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新学，由是追求新知识之心至为热烈。
我父亲完成了教堂建筑的后一年，一个考试落第而又失业的吸食鸦片的文士，意图捐集款项在教堂的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他就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热心西学热心维新的人，所以家里一面挂着一幅彩色石印的光绪皇帝的像，一面挂着一个外国女孩子的像，堆着一个笑脸，双手拿着一顶破烂草帽，里边承着几粒新生的鸡蛋。
我父亲实在办不到。
我父亲呢，他在童时曾做过卖糖饵的小贩，曾到牢狱中卖米，又曾卖过竹笋。
我父亲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关系，但金公公从来不来教堂，且阻止别人来教堂。
我父亲当时藏身床下，仅以身免。
我父亲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务之帮闲的人。
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