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休
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创始人，何休继承了公羊学，著有多部有影响的书籍，将公羊学发扬光大。
二者所同
发扬今文，所重公羊
经学之成经学，在于数代儒生前仆后继，发扬阐述。而五经肇始，传授各异，门派之鳖源此而生。董仲舒即春秋学之初传者。《史记》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其所传，即春秋公羊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孙弘白衣而起，治学以至公卿，尚不及董仲舒精熟。而董仲舒兴灭继绝，休学著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春秋公羊学由此而生。
何休精研六经，尤好公羊，“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公羊墨守》者，谓公羊传如墨翟之善守，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外来攻击难以撼动。而左传犹病入膏肓，难以医治，榖梁如废疾已久，不可再用。其推崇公羊，可见一斑。其著作散佚已久，《四库全书总目》仅存《春秋公羊解诂》，何休毕生治学心血，尽在此书。
其自序云：“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彼时今文经学濒于式微，古文经学臻于极盛。马融、郑玄、许慎等人相继而起，大有取而代之、重整纲维之意。何休独立支撑，完成此著，今文经学不至土崩瓦解，何休与今文之功可谓大矣。其与董仲舒，首尾呼应、前后相照。观其二人，自可见今文经学由无到有、自盛而衰之发展轨迹。
倡言一统，维护汉廷
何修借古讽今，冀复君臣之道以清明；借经言事，企书心中愤懑于笔端，是以其注公羊，极言君王之权，痛斥不臣僭妄。
《春秋公羊传》开篇则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据定公有王无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大一统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公羊春秋，开宗明义，后世学人，奉为圭臬。董仲舒元光对策，三策知名，其所悉心筹划、克尽全功者，唯在汉家正朔，不可撼动，故此于大一统，仲舒视之为万世基石，坚不可摧，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皆出于一统之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何休生当末世，朝政凌迟，外企阉宦，交替专权。正人君子不得列于朝堂，佞幸小人悉数窃据高位。故其借古讽今，冀复君臣之道以清明；借经言事，企书心中愤懑于笔端。是以其注公羊，极言君王之权，痛斥不臣僭妄。其注“文公即位”云：“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