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休
详细解说三科九旨为何意，意在明伦理知大义
三科九旨，为何休诠释《公羊传》之根本法则。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关注点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于正时历，据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鲁国，见乱臣贼子而作春秋。鲁国，西周姬姓之后，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据鲁、新周。宋为微子封国，乃殷之后。汤武革命，殷商已为故迹，故有“故宋”之说。而何休之世，图谶大行，纬书倍出。今文经学家据之而言，引《春秋纬·演孔图》，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龙，孔子其人，黑帝之后。时运不济，不得为王，隐居著书，微言大义。其言辞足以为后世法，其德行足以为百代师。故汉儒视之，犹如天子。比之以文王，号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说，兴起于此。何休秉承旧例，发扬学说，故一科第三旨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狂妄之说，却见一科正朔之意。
二科三旨，在于明伦理，知大义。其言本出《公羊传》之《隐公元年》，董仲舒已有发明，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董仲舒之说，尚止于断代考实，微言大义，所言失之简略，难见三者究系何别。及至何休注之，旁征博引，细稽详核，更易知之。其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於所见之世，恩巳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於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於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何休认为孔子之所以为万事之表率，因其不独道德亦且政治
古儒谓春秋大义，在于一字褒贬，故无法则，难以明晰。何休言及人伦、礼法、书法、制度，博观约取，厚积勃发。详分三者之别，流布后世，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于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见于《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士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今文学家既以孔子为素王，则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鲁，鲁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为诸侯封地，除宋为殷后，其爵为公，余者皆难同日而语。楚地僻远，殊离中土，楚子僭越，自立为王。吴地险阻，异域殊方，亦不为中原大国所认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为受命于天，谓天下君王皆需师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寻孔子之道者，则为诸夏所纳，索隐行怪者，则为中原不齿。如此作为则名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总此三科九旨，即为何休中心思想，其实孔子为万世之表率，不独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体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现实。董之于汉武帝，为寻求一统，破除异己之理论根据。何休之于《公羊》，为因文立意，借题发挥之现实关怀。故董仲舒所言阴阳五行、三统并存，诸般学说，学理重于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统、三科九旨，知今多于论古。以今人看来，前者颇似哲学学者，后者更类政治学家。推本溯源，在于二者旨趣大异，立身不同故尔。